全人類的小說

Ｑ　香港中和版的《流浪地球》是你的第一本繁體中文小說集嗎？這些年來，你出版的小說集不下十幾本，每一本選篇都不同，這本對你有什麼特殊意義？
Ａ　《流浪地球》並不是我的第一本繁體中文小說集，早在二ＯＯ四年，我就在臺灣出版過兩本選集，分別是為《愛因斯坦軌道》和《流浪地球》（所以以《流浪地球》為名的書最早竟然是在臺灣出版的），但銷量很小，不為人知。香港的選集則是我第一次在香港出版自己的作品。在大陸科幻的一段空白時期，香港的科幻作家倪匡和黃易曾經在大陸產生過很大的影響，現在我當然也期望香港讀者能夠看到我的科幻小說。這裡有一個讓我困惑的事實：我的科幻小說在英語世界有著上百萬冊的銷量（包括電子版），在德語、法語和俄語國家也有很大的銷量，並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力，但在臺灣、香港、韓國和日本卻沒有什麼市場。讀者很少（香港版《流浪地球》市場不錯，但可能是受到電影的影響。《三體》在臺灣銷量很少，在韓國第一版僅售出四百多本，日本至今沒有正式出版過我的作品。）同為亞洲地區，本應該能夠產生更多的共鳴和理解，我真不知道這是為什麼。

Ｑ　你曾在多個場合表達過對於人類從外向文明轉為內向文明、專注發展IT技術而不是熱衷於探索宇宙的擔憂，有趣的是，「向內」與「向外」這兩種傾向被融合在你的新作《黃金原野》中，這是一種寫作意義上的和解麼？你曾說想在未來創作中嘗試IT領域，《黃金原野》是否預示著這方面的轉型？
Ａ　其實IT技術與外向的太空探索並不矛盾，相反，太空探索離不開IT技術。只是有一個讓人擔憂的事實：人類的技術發展並不均衡，與IT技術的飛速發展相比，宇航技術從上世紀中葉以來幾乎停滯不前。不知道這是與技術本身有關，還是反映了人類文明發展的取向。IT是科幻小說的一個重要題材，我是電腦工程師出身，當然也想寫這方面的小說。我傾向於科幻小說是一種在時空上向外、向遠方擴展的文學，我自己如果真的寫這類科幻小說，我想也會是「外向」的。

Ｑ　在《流浪地球》的小說中，面對即將來臨的太陽爆發，人類為地球裝上發動機，帶著地球一同逃離太陽系。進行電影改編時，郭帆導演認為這體現了華人對故鄉的眷戀，你一開始認為這只是為了科幻美學，事後仔細回想才覺得這個作品「確實體現了一種深層、文化上、哲學上的回鄉意識」。請問你如何看待這種潛意識？
Ａ　我一直認為，在科幻小說中，人類是做為一個整體出現的，這也是科幻小說文學視角的最為可貴和不可替代之處。在創作科幻小說的過程中，我一直把自己置身於全人類的一員的位置上，並沒有刻意去彰顯中國的特色。我曾經說過，西方讀者讀我的作品，我更希望是因為這些作品是科幻小說，而不僅僅因為它們是中國的科幻小說。但我畢竟是一個中國人，在中華文化的浸潤中長大，不管是否有意識，中國文化的背景和因素都會在作品中表現出來，雖然有時候這種表現是比較曲折迂回的。《流浪地球》就是一個例子，把地球做為一艘飛船，體現了中國人根深蒂固的故土情節，雖然如前所述，我可能在寫作時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在我的其它作品中，中國文化背景也經常以各種方式體現，比如《地火》、《鄉村教師》和《贍養上帝》等小說中就直接描寫了中國最基層的社會生活，包括礦山、農村等，當然也描寫了中國人的世界觀和生活方式。在我的主要作品《三體》三部曲中，也有著大量的中國因素，特別是在中華文化的背景下對末日災難的觀念。

Ｑ　你小說中的角色多有一種異於常人的精神，有著自己內心堅定的理念並為之驅動，幾乎每部作品都帶有悲壯和犧牲的元素，這是你所崇尚的小說美學嗎？
Ａ　在我的小說中，世界設定往往都是末日和大災難狀態，在這樣的情境下，人性只有兩種極端的選擇：要麼徹底的理想主義，要麼徹底地放棄和墮落，我們現實中的中間狀態倒是變得不正常了。在兩種選擇中我大多選擇了前者，不可否認，理想主義、英雄主義、犧牲和獻身精神在這個時代都已經有些過時，科幻小說可能是其最後的棲身之地，這是我做這種選擇的原因之一。另外的原因可能與我這一代人的經歷有關，這是很容易理解，就不多說了。

Ｑ　在《鄉村教師》和《山》兩篇作品中，你用了相同的架構，立足於地球上的普通人，再把科幻的核心構思嫁接於其上，選擇這種結構是出於何種考慮？
Ａ　這種結構在科幻小說中是經常出現的，尤其適合於中國的讀者。因為西方的現代科幻小說，經常是把讀者拎起來直接扔到未來或遙遠的太空中，然後再在故事中一點一點地透露出小說的世界設定，但中國的讀者還不適應這樣的敘事模式，他們希望從現實到想像間有一個過程，就像是風箏，不管飛多高，總有一根細線與大地相連。在審美意義上，讓平凡的現實與空靈震撼的想像世界同時出現，可以形成一種強烈的對比，讓我們對這兩個世界都有了更深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