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地先生出身編輯，創辦爾雅出版社，在他的堅持下，爾雅曾是文人所辦出版社中的「五小」（純文學、大地、爾雅、洪範、九歌）之一，至今也已屹立四十多年，出版過無數膾炙人口的好書，也為作家留下不可磨滅的足跡。隱地先生不僅是出版家，更是小說家、散文創作者與詩人，也從事評論，各領域皆有豐碩的成果，年已八十的他仍筆耕不輟，繼續為文壇留下「年代」系列，讓讀者與研究者可追溯那些遙遠的人與事蹟。陽光明媚的午後，我們與隱地先生相約爾雅書房，在雅致的書房中聽他暢談，帶我們重返靈光閃爍的年代。
小路╱攝影
關於「年代三書」
Q 從《遺忘與備忘》開始，到「年代三書」，您用年記的方式來呈現文學事件，既清楚有條理，也類似人物年譜將相關人事與後續發展都寫入，讓讀者一目瞭然，且可按圖索驥尋覓書與人。這樣的撰寫方式是否有受到什麼啟發或影響？
A 最初寫七○年代是偶然，一開始只是回憶《書評書目》的年代，也就是一九七二到一九七六年這五年間的事情，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五年，對後來的歷練很重要，而且大多數文壇之人都是在那時認識的。但只有單篇文章，稍嫌單薄，於是就擴大成書。書出版之後，林文義鼓勵我繼續寫八○年代，我就想，若真要寫，五○年代似乎更重要，離我們越遙遠的時代越容易被遺忘，所以就回頭先五○年代，又寫六○年代補全。我常說得了「毛姆病」，毛姆是中外作家寫最多書的，嚴肅的批評家對他評價不高，但讀者很多，他也無所謂，就是持續寫作。
我也像這樣，彷彿有寫作病，尤其寫了兩本日記之後，成了習慣，每天寫，不寫會難過。八○年代是爾雅的黃金年代（書名副標即「流金歲月」），本來擔心會寫太多爾雅的事，給人自吹自擂的感覺，但鄭樹森認為要寫這段時期的事，捨我其誰，便鼓勵我繼續寫。
目前八○年代已經開始動筆，我恐怕要寫到九○年代，那是出版業平盤的年代（1988-2005），文學出版走下坡是二○○五年之後，最近五年更是沒底地往下跌。現在書賣不好，雜誌也賣不好，反而現在年輕人愛看輕小說，是值得注意的。
Q 透過年代斷分的方式成書，是否有感到侷限或不足之處？
A 由於並非要寫文學史，所以敘事可前可後，很自由，這種寫法只要找到切入點即可。可能會遇到的問題是比如我現在寫六○年代，但這位作家五○年代有何事蹟，或在二○一六年有何新的事蹟，都會記上一筆，朋友戲稱這是「預知者」，但我寫得很快樂。所以現在寫八○年代時我會小心，若前面已提及就盡量避免重複太多，以免太混亂。
基本上，我將年代系列當散文來寫，在撰寫過程中，讀了很多平常不太看的書（參見《回到六○年代》之序），如現代史的歷史書或傳記，還有工具書，如國史館出版的大事記，希望把時空舞台搬進書中，等五部書出齊後，能將每十年的時光拉回來。
Q 人事與出版界的回憶貫穿您的大部分著作，在撰寫時是否會對某些人事有所顧忌而避寫？或是您將書信或過往的事披露在文中，是否會顧慮當事人的感受？
A 寫文壇，有時只羅列資料很枯燥，所以我在寫書時注重小故事，希望用小故事貫串全書，讓讀者不會感到無聊。書出版後，送朋友書，最喜歡聽朋友說讀完這本書覺得「很好看」，我希望這是一本「好看」的書，有「趣味」的書。
但寫故事時我必須「節制」，以我這年齡，加上投入文壇又早，也未曾離開過文壇，在林海音先生的客廳中，認識的作家老的少的既多，我也不因立場而生疏，既然是寫作的朋友，那就是同一國，所以跟作家朋友都熟，有意無意會聽過很多故事，這時心中必須有一把尺，因為我不是寫八卦雜誌，每次寫的時候要設身處地想：「若別人這樣寫我，我會怎樣？」以不讓人難堪、不傷害人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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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回憶也是一種豐富
Q 從您評論陳芳明《臺灣新文學史》與馬森《世界華文新文學史》，對於其中諸多遺漏與疏失，不難瞭解身在其中所見有別。而您所書寫的年代三書與諸多著作儼然是一部「出版史」與文壇佚史，爾雅出版社所編選的年度詩選、年度小說選也可說是「文本文學史」的形態，想請問您對臺灣出版史與文學史的編寫有何想法？
A 我這三本書不當文學史寫，當年寫《遺忘與備忘》、《朋友都還在嗎？》這些書，你可以看，我喜歡文學資料是一以貫之，從爾雅出版社成立即有作家年表、作者介紹。歐美的書籍常替作者拍照，這些照片都很有個性。我們會想像作者，好奇作者是怎樣的人，因此出版社應該好好替作家留下身影，爾雅曾出過兩本作家攝影集《作家身影》，即是這樣的構想。我寫《遺忘與備忘》這兩本書是受到導演布紐爾的傳記影響，書中寫到母親失智的事，讓我有種「布紐爾式的恐懼」，即記憶有可能突然消失，因此趁現在還記得，寫下這些人事，有的想遺忘，有的想備忘，有幾個人要特別寫，就拉出來寫。
其實我已經提供很多菜，可供寫史的人士使用，寫史的人就如廚師，他要選哪些菜帶到廚房，烹調成一道怎樣的菜，是他的選擇。我當初對這兩位會有意見，並無惡意，因為都是很好的朋友，主要是我們已經備好很多的菜，資料俱在，他們都沒用，比如年表。其實像是《當代台灣作家編目》、《台灣現代詩編目》這些資料都很方便，可以自由使用，也不是抄書，只要註明出處即可。
陳芳明的文學史已經寫得很好，問題在於意識形態。其次是文學史當然有選擇，有些人雖然不會被寫進文學史，但可以在年表補足，讓文學史呈現的樣貌更加完備。馬森的問題在於書名範圍太大，也沒使用現有資料，比如《文訊》就編有不少資料性的書。兩篇書評都已經提過，這裡不多說。
一人寫文學史真的不容易，應該組織團隊來寫。最近我看到《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最後有提到一點台灣文學史，但簡陋到不行，就只是略說，提到的作家寥寥可數，可知寫史不易。臺灣缺少出版史、雜誌史，要完備不容易，《文訊》曾有做過一些，但資料隨時在更新，轉眼就十年、二十年過去。現在是時不我予，若讓我年輕十歲，出版業也不這麼快蕭條，出版社營運能有餘力，找一些人一起來寫，其實可以寫出一部很好的文學史。
每個年代都有很好的作家，最近羅門過世，看到羅青、陳大為寫的文章，陳大為的文章好極了，把羅門的特色說得很清楚，更讓人感到這些文學的記憶其實一直都在，只要有人去書寫、去整理，讓回憶也是一種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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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與創作
Q 陳學祈曾指出您的書話特色是寫到出版社經營的心得與經驗談，不過爾雅曾出版《王鼎鈞書話》、《白先勇書話》，這些書話與晚清以來的書話，在性質上稍有不同，因此想請教老師對書話的定義為何？
A 書話是指談書的文章，如隨筆、感想、短評，圍繞著書所寫的文章，以書為中心，種類非常多樣。臺灣不多見。我編書話主要就是分為「作家談別人的書」與「別人談作家的書」，沒有作家不讀別人的書，所以序、後記都是書話的一種。
Q 在許多文章與訪談中，您都提及九○年代之後對出版業的衝擊，近年您在書中也寫到放下詩筆與出版社一年出版十種書之事，您不願媚俗也看重臺灣作家的創作，這樣的「手製品出版哲學」在現今出版業相當難得。對於電子書，請問您有什麼看法？
A 不像紙本書，版稅是定價的10％（也有少數出版社以實價的15％當作版稅），電子書目前還沒有規範，所以每家出版社的版稅都不同，20％、30％都有，最高甚至有50％。我一直在觀望，目前原則是：第一、作家出書之後，我只要繁體字的版權。第二、若作者要給其他公司製作電子書，希望保留爾雅未來也有出版電子書的權益。
Q 對於年輕創作者在寫作與出版方面有何建議？
A 要先思考管道（通路），很現實，不然寫出來會更苦悶。就像從前學平劇，從小練十八般武藝等待上台一刻，期待叫好叫座，沒想到上台時沒有觀眾，這變成悲劇。很多作家寫了多年，練筆練好了，寫得很好，卻沒有辦法出版或沒有讀者，很可惜。這環境變了，有時我一天會接到五通電話詢問出版，但現在出版真的不容易，有時得狠下心婉拒，這不像我以前會做的。以前一刷是四千本，現在節節敗退，有時一千本都不一定能出去，書店也是，現在擺書還不如擺禮物比較容易賣。這樣講雖然是喪氣話，但我仍不斷鼓勵自己。
《回到六○年代》 爾雅出版 隱地╱著
有一個時代，無論出國留學或在台打拚的人，皆釋放出一股努力擺脫苦難日子的力量和向上決心。即便那個時候希望和絕望並存，文人依然懂得苦中作樂。身為見證文學歷史與現實的出版人，隱地用他善於說故事的筆，在遺忘和備忘之間辛勤記錄文學景況，並以「爬山精神」象徵一個文學年代的起步。讓參與過或未曾參與的人，都能從文字裡感受到作者始終相信文學能使這僵硬冷漠的世界變得更加柔軟的決心。
陳建男
一九八○年生，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現為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研究古典詩詞，喜愛閱讀現代文學，穿梭古今之間。曾與甘炤文合編《台灣七年級散文金典》。《回到六○年代》無論出國留學或在台打拚，都是一股想要擺脫五○年代苦難日子的力量，所以六○年代是爬山的年代；六○年代是國語電影燦爛的年代，也是文人投稿的天堂，它也是苦中作樂的年代，同時也是與歷史和現實隔絕的年代，那麼，「六○年代」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年代？無論你是否經歷過或者聽說過，請來看看隱地如何娓娓道出他心目中「年代三書」完結篇──《回到六○年代》。
◆本文原刊載於《聯合文學》雜誌38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