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抵達夢土通知我》的故事起點──青島東路，與小說家臥斧約在鄰近的咖啡館進行訪談。時近冬至，午後的台北仍是十分溫暖，襯托這本帶有溫度的冷硬派推理小說。耳邊聽著成為小說章名的每一首歌，〈一夢之逝〉、〈失蹤女孩〉、〈壞損的心何去何從？〉，而小說又該如何涉入社會議題？在我們思考的瞬間，臥斧像是潛伏在目標視線外的偵探，在音樂最後一個音符落下前，忽然現身了。
從奇思妙想到現實
Q 你的小說創作，從早期充滿奇思妙想的極短篇，到具有寓言色彩的中篇《馬戲團離鎮》（2006），處理歷史記憶的長篇《舌行家族》（2006），以及扣連現實的《碎夢大道》（2014）和《抵達夢土通知我》（2016）。書寫風格皆有明顯的轉變，這種轉變是如何發生的？
A 早期的作品，會刻意讓現實標記模糊化，讓讀者能帶入自身的日常，讓作品和讀者有所共鳴。而在《舌行家族》裡，國名與地名同樣並未明確提及，只能約略知道，是台灣或是中國某處發生的故事。在這之後，我開始思索，自己的作品，是否要扣連現實？是否要和自己生長的地方有所關聯？比方描寫在高雄或是台北發生的故事？但如果沒有合理原因，加入實際地名，對小說本身沒有太大意義。因為，小說裡，所有元素應該都是必要的，如果沒有作用就不該置入。但這個疑惑，也讓我在《碎夢大道》初稿完成時，總覺得欠缺什麼，但又找不到適合加入的故事背景，就暫且擱在一邊。
後來應天下文化邀稿，開始撰寫短篇集《沒人知道我走了》。當時希望幾篇作品是有關連、有意義的，於是從尚未發表的極短篇中，選擇適合的作品進行改寫。短篇小說不像極短篇，製造漂亮轉折就能收尾，而必須交代背景。比方角色捨身保護家園，必須有個家園被破壞的原因，於是連結上都市更新的弊端，而和現實有所扣連。之後再回去翻看《碎夢大道》初稿，加上當時多起火燒古蹟的報導，這才補足先前欠缺的故事背景，讓整部小說變得完整。
(小路╱攝影)
Q 《抵達夢土通知我》裡，描寫了移工的部分生活，除了相關的閱讀外，是否也曾進行田野考查，或是實際訪問移工？
A 小說中關於移工的描寫，集中在女性移工阿嘉莎的日常生活，與前仲介宋仔談到的仲介細節上。這些內容，是先調查資料與研讀法條後，再用日常對話的形式呈現。
我所說的觀察，是對生活中能看到的移工進行觀察。比如說在社區裡，有外籍看護或幫傭，倒垃圾是他們的例行工作。等垃圾車的時候，他們會提早等在路邊，與同樣階級、甚至同樣國籍的移工聊天，直到垃圾車離開，他們才會回到雇主家中。因為這是一天中，他們少數不用待在雇主家中，可以好好放鬆的時間。
等公車的時候，也能看到許多照顧老人的看護，或是伺候太太的外籍幫傭，看著雇主在自己面前，互相比較誰家的看護服務好，或是誰家的幫傭不細心。從這一點可以發現，這些雇主並沒有給予相應的尊重，而是將他們視為可以炫耀的私人物品。
在台北捷運地下街的廉價成衣店，在不同時間觀察，會看到不同的移工族群，從他們的購物偏好，可以了解他們的生活樣貌。台北車站外，也有許多外勞駐留，不同國籍的移工有各自的團體，也是他們交誼互動的重要場合。燦爛時光的廖雲章說，蹲低一點和他們聊天，會看到不同的世界。
(小路╱攝影)
怎麼做比較好
Q 在後記中你提到，當初是因為看到警方以暴力驅離群眾的畫面，覺得必須將這件事寫進小說，甚至成為整個故事的起點，之後又增添移工艱困處境的情節。或許可以說，這個畫面成為了你的刺點，並產生藉由故事，讓讀者願意了解社會運動與移工困境的必要性？
A 寫這部小說時，太陽花運動已經過去兩年了。和衛城總編瑞琳的討論過程中，她最在意的，是主角要站在什麼位置，去看待學運和移工的問題。她希望他能保持客觀，不要有明確的立場。這也和角色設定有關，主角雖然沒有作奸犯科，但也和一切沒什麼關聯，恰好可以讓讀者跟著他的腳步，用相對客觀的立場看事情。
為了要讓角色保持中立，我在情節上做了各種調整，比方說主角對於自身行動，是否應該有所疑慮？或是在事後會自我反省？在故事最後，因為所有的證據都已消失，主角選擇將兇手交給另一名角色私下了結。但他也開始質疑自己，不確定自己的正義是否正確。而這個「怎麼做會比較好」的疑惑，也是小說的重點之一。參與社會運動時，我們很容易就選邊站，不論是否明確表態，都已經在心中有了自己的立場。因此，《抵達夢土通知我》處理太陽花運動的時候，是用比較抽離的方式去觀看，是否真的為社會帶來正面的效果？
就我的立場而言，太陽花運動之後，社會是有改變的，即使某些觀念仍難以動搖。我們這一代六年級生，在戒嚴時代出生，讀中學時解嚴。對從小學習的黨國教育那一套，幾乎是無條件信奉的。政治對上一代，乃至我們自己來說，都是骯髒且複雜的事物。所以我的父母，現在還認為柯P應該好好當醫生，不該投身政治。但民主體制，本來就非選擇聖賢君王，是選出我們願意相信的人，並監督他的每項政策，讓他做好該做的事，因為民主不是只有投票而已。
然而，小說並不會告訴讀者，某件事情怎麼做才是對的。我們寫小說，是要告訴讀者，事件發生後，會產生各種不同看法，即使作者與角色的價值觀，會偏向某種立場，也未必是最正確、最應該做的方法。因為小說能做到的，是提供讀者一種觀點，而不是給予讀者標準答案。
(小路╱攝影)
台灣的隱喻與希望
Q 主角因為失去記憶，總是扮演著疏離的旁觀角色，但介入事件之後，卻又因著自身的正義感，持續深入調查，並找到通往真相的道路。這樣的反差，在你當初創造角色的時候，有什麼特殊意義？
A 這個角色，其實就是台灣人的隱喻。他是個沒有自己記憶的人，但擁有讀取他人記憶的能力。就像台灣人，容易取得國外的各種資訊與文史知識，卻往往不太清楚台灣自身的歷史。原因是我們的歷史被切割的非常破碎，權力當局也會掩蓋某些事情。
面對社會議題，台灣人的態度也是冷漠的，只有感受到威脅時，才會起身反對。但是這些反對意見，往往是建立在資訊不足，乏客觀事實支持的狀況下，用「後真實」的角度理解議題，卻往往喊得最大聲。比方最近的同婚運動，反對者因為恐懼和不了解，起身反對婚姻平權，或是拒絕修改民法，甚至指責同性戀會讓少子化問題更加嚴重。
故事主角失去記憶，因此不確定自身位置，也認為自己與社會無關，採取疏離的姿態旁觀世界。他從未主動要求辦案，總是被動接受老闆的命令，或是因故被牽扯到事件之中。對於事件背後所牽連的社會議題，他也沒有明確的價值判斷。而這樣一個角色，如果被迫面對事件，他會選擇怎麼做？這也是兩部小說共通的主題。
吳叡人老師在專文中，認為主角不夠犬儒。但我認為，一個角色如果對自己的認識不夠，是沒有成為辦法立場分明、嘴尖舌利的犬儒人士的。因為他不知道該站在什麼位置說話。主角等於是在查案的過程中，一面尋找自己的身分。然而，也有可能在得知真實身分之後，因此自我厭惡，成為一個犬儒的人，這也是之後可能會出現的劇情安排。
衛城出版 臥斧╱著
抗議事件持續延燒，民眾衝進國家行政機關，一名失憶男子卻在附近暗巷碰見渾身是傷的女性移工阿嘉莎。有事發生 了，孤傲偵探登場，背景音樂是范．莫里森的〈Call Me Up In Dreamland〉。太陽花運動至今逾兩年，震盪仍殘留人 心，小說家臥斧穿針引線，將社會議題與移工困境融入推理敘事，更輔以經典歌曲，雙線並行，嚴肅與趣味兼具，給讀 者抽絲剝繭的痛快感。這城市並非夢土，所幸仍有硬漢熱心腸，為我們奪得一絲絲救贖的可能。
Q 吳叡人老師的專文中，認為《抵達夢土通知我》作為冷硬派小說「終究不夠冷也不夠硬」，甚至認為「要先徹底絕望，徹底不信，徹底犬儒」，「才能開始搜尋希望的蛛絲馬跡」。身為推理小說重度讀者與小說創作者，透過兩部作品，你想對讀者傳達什麼樣的信息？
A 冷硬派偵探，不可能去破壞體制、顛覆階級問題，頂多站穩自己的腳步，順手拉身邊的人一把。在我的閱讀經驗裡，這些偵探都是一群「口嫌體正直」的人，他們嘴巴很毒、很壞，看很多事都不順眼。然而，當他們介入案件的時候，為了找出真相或拯救他人，甚至連命都可以賠進去。
如果這些偵探真的認為，一切都不值得拯救，徹底不信有救贖的希望，根本就不需如此熱心。他們的行動，恰恰表示因為他們相信某些價值觀的力量，即使這份力量不足以撥亂反正，改變整個社會，但只要有機會嘗試，不論是自願或是非自願，他們都會試著將事情，往好的方向推進。
對我而言，冷硬派小說的出現，不是在告訴讀者，社會有多墮落。更不是要告訴讀者我們的社會爛透了，而是要告訴讀者，雖然社會很墮落，但還有人在撐著，每個人都可能是那個人。有人在那兒撐著，是一種態度，也是一種對於未來的期許。就像宮部美幸寫的推理小說，有些很社會化，充滿人心的黑暗和純粹的邪惡。但即使如此，仍有些溫暖的東西存在，為了這份溫暖，人們應該要撐下去，想辦法往良善的地方前進。
《碎夢大道》或《抵達夢土通知我》的故事，是要告訴讀者，社會上有某些事情發生，應該去關心、去了解，不論你站在什麼立場都好，多找資料多看論述，讓自己更了解社會發生了什麼事，產生了什麼問題。而小說，或許正是一個改變的起點。
楊勝博
一九八五年生，臺大臺文所博士候選人。故事雜食者，小說、漫畫、影集、電影、動畫，都是每日生活的精神食糧。著有《幻想蔓延：戰後台灣科幻小說的空間敘事》（秀威：2015）。
◆本文原刊載於《聯合文學》38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