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臉》是韓麗珠繼四年前出版《離心帶》後,蘊釀多時的第四本長篇小說,也可說是香港人近年生存狀態的總結。人們對面臉的認同和更換、社會對面臉的制度化和立法規管,不單揭開了自我挖掘的過程、創傷的迴避,以及與主流論述千差萬別的個體經驗,也展現城市趨向單一化時人們長期的疲憊、麻木以及無所適從。韓麗珠以她一貫冷靜、拉開距離的隱喻系統,切開了香港的沉寂的動脈,猶如在目前政治低氣壓下隧道裡低沉的迴聲。
雨傘運動的影響仍在進行
Q 《空臉》是你雨傘運動後第一本長篇小說。小說到了後半,出現了抗爭的畫面和情節,「臉」也就成為「國界」的隱喻。這個隱喻是否從政治事件開始?
A 我許久以前已在構思這個小說,大概是六、七年前,幾乎是寫完《離心帶》之後就有這樣的構思。稿子也寫得不順利,幾乎是寫一段刪一段,中間不斷修改。因此小說不一定是對應現實的事件,它比較像生活的總和。我們對現實的認知是意識層面上的,但小說其實經過潛意識的處理。小說意念並非由單一特定的政治事件產生,但我也不會說它跟雨傘運動或其他政治事件無關,畢竟這幾年從反高鐵運動、保衛菜園村開始,社會上的事愈來愈多,對小說會有影響。雨傘運動後,關心這件事的人都想找到一種敍述的方式,去嘗試弄清這件事是什麼。它發生的時候大家都很震驚,直至現在也很震驚。但我構思小說時那不是直接的對應,小說像一間房子裡,收在地牢的酒,需要發酵、蘊釀,再拿出來的時候才知道是什麼味道。
小說其實是談表相和內在關係。表相和內在不止是矛盾,關係難以說清楚,例如一個人的外表和他的內在是否一致?面貌是否代表本質?會有哪些衝突?主角在報館作校對員,文字好像表達某些意思,文字的意義是浮動的。其中一個例子是「暴力」。暴力是什麼意思呢?有些人覺得暴力就是擲香蕉、就是示威。有些人覺得暴力是我們看不到的、在日常生活裡習以為常的更大的欺壓,例如我們要用一輩子的薪金去買一所房子。語言有一群人所同意的意思,但對個體來說它也關乎特獨的經驗,而經驗是浮動的。詮譯經驗的方向也會有差異。這是字面意義和它內容的分歧。小說裡的主角想做校對員,是因為她不想理會字的含義。換臉法例成立之後,她也想換臉,但她換臉不是因為支持法例,而是希望找到自己,然而其他人會覺得她就是支持法例的人,這是表相和內在。她後來把家族記憶寫成可演的劇本,但劇本和原來的記憶也有差異,這也是另一個層次的表相和內在。
Q 你如何參與反高鐵運動、雨傘運動等不同的政治事件?能否談談這些政治事件對你的影響?
A 很認真地說,我其實不知道雨傘運動對我的影響很具體的是什麼。我不想說我們愈來愈無力,什麼都做不到。事實上社會上許多朋友都在做不同的事,只是完成了以後大家都會否定它的價值。我們的同代人總是很關心雨傘運動,總是很期望雨傘運動帶來某種影響,但其實影響還沒有完成,沒有固定下來,它還在進行中。
自從二○○八年反高鐵運動的時候,我就想我可以如何介入,最終的方法還是圍繞著文字。我也有遊行和示威,但不知道是否產生了實質的影響。我去了,可以寫下我的經驗,要不什麼都沒有。
小說是要打開經驗的複雜性
Q 故事結尾的「我」,到最後陷入了失語的狀態,她無法向他人敘述自己,在體制裡要因為換臉而重新申請身分證的時候,也無法表露真正的自己,這是你所理的香港人的狀態嗎?
A 她敘述自己的方式,和被要求的敘述,有愈來愈大的差異──在這層面上,她的確是失去了敍述自己的能力。那個給她電話的人,是她想找的人「慢慢」,她有很多說話要跟她說,但一直找不到她,到「慢慢」找她的時候,她已經無法順利地把事情說出,她自己也經歷了很多改變。我寫的時候也在問,我們所說的話,和心裡想表達的、以至回憶本身,距離有多遠。是否一定是對等?
她要換身分證,而法例規定人們要在表格上填寫關於這張臉的故事,成為執法部門的證明。她的敍述看來是無力的,無法成為制度裡需要的東西。但這和敍述是否能有效表達這個問題有點不一樣,視乎敍述的用途是什麼。小說的主角選擇不去嘗試把自己的故事寫成為制度需要的東西,既不製造衝突,也不特別順服,只是照自己的意思去改造自己。弔詭的是她所做的是合法的,她似乎沒有挑戰任何東西,但也沒有迎合。我寫這小說的時候會想,這種狀態該如何歸類。當環境變得很單一的時候,我們很容易把事情簡化,但小說應該呈現裡面的複雜性。
近年社會有很多不同的聲音,好像很撕裂,因為我們所認識的實是不一樣的。這也是外在和內在的二分。我們可以因為立場、一些字句去爭拗,但我們無法爭拗我們的經驗,經驗是內在而浮動的。當事件成為公共的事件,我們便要去說服人自己的經驗是對的,別人的經驗是錯的。但如果我們認真地感受對方的經驗,當中其實有許多層次。
如果我們不認真去感受,而去做一些事,或制訂一些政策,那就沒有痛苦。所以我覺得沒出路的地方在於,覺得痛苦和認真的人,是很敏銳的人。當他們要爭取公義的時候,如果要達成實際的效果,他們或許要在不同的層面放棄自己種種細微的感覺。
Q 小說裡另一個隱喻「睡眠」,也很寫實,香港人也是長期睡眠不足。在當初的構思裡這是一個副線嗎?還是在發展的時候,成為了底色?
A 我最初只有「換臉」這個意念,之後才想到小說的角色都進入了嗜睡的狀態。我相信作者寫的東西和他身處的地方有關。我覺得角色必須睡著,如果不是進入了這樣麻木的狀態,就不會對被換臉的事沒有感覺。這也是種生存的策略,特別是面對沒有辦法接受的痛苦的時候,人就會睡去,因為不想面對那些痛苦。
身體對長篇有感應
Q 《空臉》情節較明朗,比較像《縫身》。雖然同有幾條人物關係線,但《空臉》結構比《離心帶》完整一點。這個長篇小說的寫作狀態,跟以上哪一本較接近?還是全新的一個狀態?
A 寫《縫身》的時候狀態較簡單、直接一些,那時也有一段長時間無法睡覺,對寫作來說也是好的,因為燃燒了自己的能量,很一氣呵成就寫完了。寫《離心帶》的時候卻有濕疹,有一點點抑鬱,狀態不太好,那是比較內在的經驗。《空臉》寫作的時間則橫跨很長,我開始時還沒有搬進島,而這幾年寫作的環境不斷改變。對我來說寫作環境很重要,雖然很幸運也能專注,但不知道為什麼這小說就是寫了很多次,作了很多修改。小說目前約十萬字,而我刪掉的部分遠比這字數多,人物的名字也改了很多。二○一五年我到了新加坡作駐校作家,那裡的房子很大,有三個很大的窗子,每周只有一課。我每天起床、打坐、做一點瑜伽,就開始進入較安靜的寫作狀態。是那時開始《空臉》有了較固定的、主要的部分,修改比較少,後來回港完成了它。這幾年也多教了寫作的課程,特別是在香港中文大學。這些寫作課對我來說跟寫作是連在一起的,因為教班的時候就是很具體的呈現我寫作時得到的東西,這些都在影響小說。
不斷修改也因為創作的過程不時被工作打斷,每次重看稿件大概相隔一、兩個月、閱讀的視角較陌生,甚至用了像讀者的批判眼光去看,我會跟自己說是否合格呢?我對自己的小說創作會有要求,再出書的話我不想浪費紙張,我會想這是否真的值得變成小說。
Q 《空臉》之前的作品是短篇小說集《失去洞穴》。長篇和短篇對你來說,是怎樣的表達形式?題材和篇幅的關係又是如何?
A 《失去洞穴》是個寫作時間很長的一個中短篇的結集。我會知道哪個意念可以擴展成哪種篇幅。有些意念只可以是一個短篇,用較小的力氣去完成。有些念頭我會知道是長篇,要花很多時間。倘若那是很重要的念頭,身體會有感覺,好像七個脈輪的點要連結起來。我現在也在寫短篇,較輕鬆,三千字左右,節奏也很不一樣。長篇像是個要發展長久關係的人,即使隨著時日它有很多缺點,無論多麼不想跟他一起,但還是有核心的原因要繼續下去。許多長篇都是寫了一半不想寫,但總有潛意識或某些原因的驅使。短篇像一見鍾情,很快就寫完了。
《空臉》
聯經出版 韓麗珠╱著
在丟掉舊臉,尚未適應新臉之間,主角站在鏡子前,反而找不到熟悉的舊臉,但其實舊臉仍頑固且清晰地存在於換臉者記憶之中。從舊臉習慣於新臉,誰都需要一段自我建立信任關係的時間。這則深埋在作者韓麗珠心中長遠的意念,歷經多年的書寫孕育,終於找出敘述出口,故事從來不暗指單一事件,而是生活總和的預告揭示,是每個人都有可能察覺到或逃避的事。
2017
羅樂敏
詩人、編輯、文化活動策劃人。曾任《字花》編輯,現為水煮魚文化製作行政總監。曾獲第三屆李聖華現代詩青年獎推薦獎,即將出版詩集《而又彷彿》。
◆本文原刊載於《聯合文學》第39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