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以為《返校》是一以改編熱門電玩嫁接類型片的台灣白色恐怖入門電影（確實不少人由此認識了這段歷史），但若細究追問，將發現它更像多年以後大眾對白色恐怖擁有基礎知識與共識之後，一部批判反思、複雜化白色恐怖的電影。
故事很簡單。戒嚴時代中學校園，女學生愛戀男老師、妒忌女老師，暗中向教官（黨國化身與戒嚴象徵）告密二位老師私下偷偷組織讀書會，以便拆散鴛鴦、獨佔情郎。誰知讀書會成員不是槍決就是刑求到死。內疚至極，她自縊悔罪。
但叙事十分複雜。《返校》和《超級大國民》皆有「夢的叙事框架」。後者始自政治犯老前輩夢見馬場町槍決而驚醒，結束在他從六張犁上墳返家後的沉睡。前者則是警總刑求的昏厥與甦醒之間的一場「惡夢」。白色恐怖是一場惡夢嗎？過度「非人」以致我們必須把它視為惡夢？但把史實與現實看作惡夢，暗示了我們迄今仍未醒來？
《返校》裡「夢的敘事」甚至有兩層、兩位叙事者：一是（主動的）「告密者」女學生，另一是「招供者」男學生（被動或被迫的告密者）；他在刑求昏迷裡夢見她從眠寐裡醒轉、但醒轉至惡夢。男學生最後活了下來，成為說故事的人（男性總掌握了敘事權）、喚醒歷史記憶之人──但他可能是「不可靠（信）的敘事者」，她與讀書會以及整部電影皆屬他的版本；觀眾如同翻讀一冊警總歸檔的自白。因此，除了「國家殺人」，白色恐怖的政治、歷史、倫理、責任，皆因套層敘事而複雜起來。此外，敘事以意識流往返過去與現在、每次往返都是複訪（每次都是第二次）、每次複訪皆有新的線索（重複與差異）──正是白色恐怖在當今台灣被感知、被認識的形式。這些都呼應了《好男好女》(1995)針對叙事的後設詰問。
既然也有「好男好女」那就難逃「革命與戀愛」。瓊瑤式師生戀（戒嚴年代「去政治化」裝置），沒事往往反而有事。
漆黑防空洞關鍵一幕，女老師立於男老師遺照前一如捧丈夫遺照的遺孀揭穿斥責小三：妳是告密者。燈盞搖晃明滅，既像警總訊問室、也像希區考克《驚魂記》結尾地下室──恰好，讀書會辦在學校頂樓向陽儲藏室。如此上下空間配置符合《驚魂記》裡「超我 vs.本我」的潛意識建築。故師生戀必有不倫：雨夜有事，素描水仙即是描繪女體；為義割席，然後「禍水論」與「殺淫婦」──從《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1991)、《該死的茱麗葉》(2010)、直到《返校》(2019)。刺探白色恐怖裡必然爭議紛紜的「性與政治」，《返校》超前了時代。
還有，尖銳聲討加害者，也隱密究責身兼共犯的受害者。「鬼差」頭戴教官制帽、肩披死神斗篷，臉孔是一面鏡子──這形象來自瑪雅黛倫的實驗片《午後之網》（Meshes of the Afternoon，1943），也是一部「夢魘迴圈」電影，女主角結局亦是死亡。當讀書會成員被攫捕，受害者在鬼差臉上看見自己──「人人心中都有一個小警總」，「你我皆是共犯」。
文｜陳平浩
桃園台灣人，影評人兼環島巡迴辯士放映師
照片來源｜影一製作所股份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