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小說家為人所知的張耀升，與鍾孟宏共同編劇的《陽光普照》入圍金馬獎最佳原創劇本。身兼編劇與作家的創作者並不罕見，「文學圈有很多人會想要投入影視產業，所以這幾年我好像就變成那些人的某種指標，覺得我是一帆風順走過來的。」但張耀升說：「可是從考進電影所算起，我也是走了十年。十年不是一個很短的時間吧？」
寫小說，是因為不小心轉錯了彎
「我一直都是想走電影的。」張耀升說。過去沒有電影系，他觀察那些新電影導演，幾乎都是先讀外文，再到國外學電影，便一樣畫葫地走入外文系，就是在那個時候他開始閱讀大量文學作品，也差不多在同一時間，張耀升提筆寫作。
起初他並不覺得自己特別能寫，只是「不小心」得了文學獎，真要說哪裡突出，大概就是相較同齡的人更關住身外之事－－「很多人太關心自己了，所以寫的都是自身的情感。」那麼張耀升當時關心的是什麼？自第一本小說《縫》來看，著眼的全是現實世界。在他筆下，邪惡與善只是商業電影的老套情結，真實人生是卡在善惡的縫隙裡，那兒沒有真正的好人或壞人，僅僅是生而為人努力存活的樣子。
然後，我就不寫小說了
「少年得志」，這四個字不適用於處於電影圈的張耀升，但以作家身分來說，應是恰如其分。年少總是輕狂，特別在同儕之間更為顯眼。「就在我快要驕傲自大的時候，我讀到了袁哲生。」張耀升在許多場合都曾提過袁哲生對他的影響性，「在那之前我讀到的東西大多都很技巧取向，但是一本好作品，技巧是基本的。袁哲生的技巧當然不用說，可是情感也很真實，他完全沒有考慮到出書是怎麼回事，所以把很多祕密情感釋放出來。」
張耀升也是等出書以後才明白這回事。他仍然寫作，只是認為若對創作者來說文學是重要的，就不必非得出版才行。他說：「誠心寫書對創作者來說是很大的傷害。因為你這麼真心的東西，這個世界是不會珍惜的。倘若你的書真的對某些人造成影響，對方也不太會跑到你面前告訴你，他會偷偷放在心裡。多數時候，出版這件事，就像你給某人寫了封情書，世界卻把情書貼在布告欄上讓人指指點點。」他說：「感受到這件事以後，我就不太寫小說了。」
好作品倚靠的絕不是靈感
小說暫先擱筆，編劇的路途則持續向前。兒時的電影夢陸續成真，先是考上電影所、作品第一次被改編、第一次與名導演合作、第一次到片場，或者是今年，他第一次入圍了金馬獎。「面對這些『夢想成真』的當下，心情還是會有一點亢奮，可是過了就過了，不能一直留戀。」他說。如同一個好的創作者不會留戀靈感，靈感是最需無縹緲的東西，好作品生成的重要條件之一，應是嚴實的田野調查才對。
以《陽光普照》為例，為了刻畫電影裡的少年犯一角，他們找到過去曾待過少年輔育院的人進行訪問。「少年犯受到個資法保護，非常難找到當事人。我們當時訪問的都是十幾年前從輔育院出來的，他們講的故事非常精彩，可是我們總覺得不太對……。」最後還是透過基督教的關懷團體找到剛假釋的少年犯，訪問後驚人地發現輔育院這十幾年變化之大，剛假釋出的少年所透露的真情實感動人無比，「所以我們一回去就把劇本全部重寫。」
張耀升說，整個田野調查重新訪問的時間加總起來快要一年，以文學圈來說很難有這麼漫長的資源提供作者，是以多數寫作者無法走出書房，有大量的篇幅均是靠想像力寫作，如斯惡性循環，使得文學推展的深度行經地更加緩慢。
必須閃閃發亮的劇本
談到與導演鍾孟宏首次合作編劇，張耀升說最特別的經驗在於鍾導是位幾乎完全照劇本走的導演，「我以前會覺得劇本要留多一點想像，給導演發揮的空間，可是鍾孟宏不這麼做，他會寫出很多細節，精準到所有工作人員拿到劇本都知道自己那場戲要做什麼。」
舉例來說，有個角色在劇本裡被寫著「一臉邪氣」四字。「這若是上劇本課，一定會被老師劃掉。什麼叫一臉邪氣？怎麼拍？可是到了鍾孟宏手上，他反而會把這四個字用粗體字框起來，甚至把『逆光』都寫上去來強調那個邪氣感。」「一般導演就是要求拍出來的東西要好，鍾孟宏則是要求好，而且獨一無二，更重要的是：要有神采。」與鍾孟宏合作對張耀升來說是一場前所未有的挑戰。《陽光普照》最後以 11 項金馬提名，回應他們的努力並無白費。
講到最後，張耀升說起鍾導的一個口頭禪：「必須的。」
「無論是入圍了金馬獎，或者分享任何好評，他的回應都是這三個字：『必須的』。」張耀升說：「某種程度而言這其實很激勵我，每寫一場戲就會問自己，『這一章節能不能聽到他這麼說？』、『裡頭的每一句話是否閃閃發亮』？」作為《陽光普照》的編劇，張耀升當時的信念便是要讓光芒透進字裡行間，在銀幕上，普照觀眾的凝視。
文｜郝妮爾
東華華文所藝術碩士，現從事藝文採訪、劇場評論。喜歡全世界的狗，以及特定的幾隻貓。
攝影｜安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