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享我對石黑一雄作品的看法之前，我得先誇獎一下今年（2017）諾貝爾委員會所寫的得獎理由。
這次的執筆人或許是近年來最具文學修養，表達力也最清晰的。二○一三年加拿大小說家孟若（Alice Munro）得獎時，理由只有一句話：「當代短篇小說大師」，不用多說，倒也更顯示出孟若無人能及的地位，情有可原。但是也有一些官樣文章的例子，如二○一○年祕魯小說家尤薩（Mario Vargas Llosa）獲獎，諾貝爾委員讚揚他「對權力的結構以地圖描繪法的呈現以及將個人的抵抗、反叛與挫折化為令人椎心刺骨的意象」，顯得過於咬文嚼字卻了無新意。對二○一四年得主，法國小說家莫迪安諾（Patrick Modiano）的評語則是，「以一種記憶的藝術召喚出最不可掌握的人類命運已及法國被德軍佔領時期的生活樣貌」，有點前言不搭後語之感。二○○○年莫言得獎評語更像是草草了事：「以一種幻象式的寫實主義結合了鄉野傳說，歷史與當代」。然後呢？甚至讓人感覺不出讚揚之意。
反之，這回對石黑一雄的寫作成就描述，就少了那些陳腔舊調，沒有動不動就扯上記憶、身分、歷史、權力……那些制式名詞。真說到底，光有這些主題就一定是一本好小說的保證嗎？對於石黑一雄的作品，這次讚詞執筆人的用字非常簡潔精確，但含義卻如詩般豐富——
在這些充滿巨大情感力度的小說中，他揭露了隱藏在我們自以為是的安身立命之道背後，那個無底深淵。
（in novels of great emotional force，〔he〕has uncovered the abyss beneath our illusory sense of connection with the world）
身而為「人」，就會想要擁有一些在世間安身立命的條件，不管是財富名聲還是尊嚴感情。執筆人特別用了「我們」這兩個字，提醒了往往每個人所追求的，都是在一種無法自知的催眠之下，最後非但沒有讓我們更認清生命的價值，反而陷入了進退失據，只能繼續自欺欺人。「記憶」、「身分」、「歷史」，說穿了也都是我們「自以為是」的一種對世界的表述，以為藉著這些定義，我們對自我的存在有了可以檢視的標準。這次諾貝爾授獎詞無疑把石黑一雄作品推到了另一個高度，認為小說家識破了這些主題也不過是一種表象幻影。
雖然我並不認為，石黑一雄的每部作品都達到了這樣的高度，但光就《長日將盡》（The Remains of the day）與《別讓我走》（Never Let Me Go）這兩部小說而論，確實將這樣的觀點發揮到淋漓盡致。其「巨大的情感力度」，在近三十年一片後現代後殖民聲中，尤其顯得出眾，堪稱小說藝術的極品。
Kazuo Ishiguro © Jane Brown （商周出版提供）
五歲隨家人從日本長崎移居英國，三十年後才第一次重新踏上他的出生地，石黑一雄在初試啼聲時卻以日本為背景寫下了《群山淡景》（A Pale View of Hills）一書。但是他也同時在訪問中表達過他成長過程中的焦慮：「我一直擔心，不知道什麼時候我又得回去日本生活，所以我總是在兩個文化之間惶惶不安。」也許正是他這樣的特殊背景——沒有在日本成長的經驗卻被貼上跨文化標籤，明明英文是母語卻得虛構出各種異族的聲腔——難怪安身立命對他而言，從不像一般人以為的順理成章。他總是在觀察著，模擬著，到頭來卻讓他更認知到，不論是主流或邊緣，身在故鄉還是異鄉，多數人都逃不出被分派好的角色。
這反而成為他小說創作的動力，讓他能夠反覆地檢視，個體能否（或如何能夠）看透，不論是個人的回憶還是族群的歷史，總有著那些被自欺所掩蓋住的、無法自圓其說的空洞。
石黑一雄的作品量，與其他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相較，確實顯少了些，至今不過六部長篇加一部短篇小說集。但是幾乎他的每一部小說都贏得了極大的迴響，在歷年來的諾貝爾文學獎得獎作家群中，像他這樣能夠風評與銷售俱佳的小說家屈指可數。而且不像帕慕克或馬奎茲，在他們得獎前也都只是在本國洛陽紙貴，石黑一雄挾英語優勢，一起手就是國際級的暢銷書，尤其《長日將盡》一舉拿下布克獎（後更名為曼布克獎），還因改編成賣座電影，奧斯卡風光多項入圍，在上世紀末的多元文化主義推波助瀾下，石黑一雄很快便躋身了英語文學的名家之列。
好在石黑懂得愛惜羽毛，沒有讓成名衝昏了頭，甚至在光環正盛之際推出了實驗性極強的《無可慰藉》（Unconsoled），全書長達五百頁，沒有明顯的故事情節，除了一位鋼琴演奏家發生在三天裡的思緒流轉之外，這樣的結構頗有向《尤里西斯》看齊之意。無疑地，石黑一雄的寫作幅度與對文學的企圖心，從此已獲得了普遍肯定。
接下來的兩本小說《我輩孤雛》（When We Were Orphans）與《別讓我走》更讓讀者看到石黑一雄的另一個強項，那就是他非常擅長挪用一般觀念中認為的「類型小說」，經過重新翻轉後，這些「類型」反成為他引領讀者反思的途徑。當年的《長日將盡》讓人不免聯想到英國古典小說如《傲慢與偏見》，而書中更安排主人翁就是一位羅曼史小說的讀者。但是，在石黑高超的技巧下，這樣的聯想無寧增強了主題的強度，指涉了帝國主義的今與昔，可謂挪用得非常巧妙。
《我輩孤雛》的情節框架則是典型的偵探小說，背景設於上海的一場尋人辦案，撲朔迷離的線索底下是東西方的一次觀點交鋒。雖然有評論者認為石黑的文字過於平鋪直敘，對時代氛圍與地理文化缺乏掌握，此作仍讓他入圍了曼布克文學獎。
但在接下來的《別讓我走》中，石黑那種不帶太多情緒的敘述方式，卻成為這本小說最動人的元素。第一人稱的敘述者，回憶著在一所英國城堡式寄宿學校裡的點滴往事，但不知怎麼地，那種語氣就是有點奇怪，直到讀者們驚訝發現，這是一個生化複製人的回憶，故事才開始對焦，但也吊詭地更透露出敘述者「生命」的失焦。看似一個科幻類型的改寫，但是卻與之前常見的反烏托邦小說大異其趣，意想不到的轉折與作者對這場徒勞的生存遊戲所賦予的悲憫與同情，讓我們看到的是小說藝術一次令人震撼又驚喜的突破。
諾獎宣布後隔天。衛報將石黑一雄獲獎的消息刊登於頭版。（姜呈穎／攝影）
那麼，石黑一雄又是如何利用「類型小說」元素來引導讀者反思的呢？
如果有所謂的「類型」，正是因為這些小說內建了一些規則，與讀者形成了一種閱讀契約，讀者不自覺會期待那些熟悉的起承轉合。而這樣對類型的期待，到了以石黑一雄的筆下，產生了一種寓言式的暗喻：真實的人生中，我們不都也依賴著這樣的期待而活下去嗎？拿掉了這種對於命運的幻覺，剩下的豈不正是如深淵般無盡的虛空？
以《長日將盡》為例，書中主人翁是一名終生都在服侍貴族老爺的總管史帝文斯，他甚至藉由閱讀羅曼史小說，讓自己的角色更符合那個雲影鬢香的世界。然而，隨著小說的進行，讀者發現那個上流生活圈竟是歐洲納粹的溫床，但史帝文斯卻刻意忽略此一事實，始終以自己專業的尊嚴為傲，永遠無法跨出那個偽羅曼史的人生。為了能成功扮演好這樣的「角色」，他壓抑了情感欲望，只能繼續對自己說謊。「無論結果如何，奉獻本身就足以讓人感到自豪與滿意的了。」史帝文斯最後如此安慰自己。但是做為讀者的我們，卻開始為作家所提出的各種道德上的曖昧模糊，陷入長嘆思索。
《長日將盡》故事的結尾年代，正是《別讓我走》故事的起點。《別讓我走》某種程度來說，是《長日將盡》的延伸，或者說，一種複寫。一開始，讀者進入了典型英國寄宿學校生活，不食人間煙火般的少男少女，過著恍如童話故事般的人生。但作家接下來就要開始顛覆這樣的「類型」，主人翁凱西、茹絲與湯米並不是真正的王子公主，他們甚至不是真正的人類，而是基因複製技術的產品。石黑一雄很大膽地將故事設定在此項科技尚未發明（或公開？）的一九六○年代，顛覆了我們對科幻類型的既定印象。如果說，書中角色對自己的命運渾然無知，我們這些人類是否也可能活在被限定的知識經驗中？誰能真正確定，那些我們沒聽說的事情可能早已暗中發生？
這些生化複製人沉默服從著他們唯一的命運——接受器官摘除，提供給有錢人移植，直到他們物盡其用而亡。他們跟《長日將盡》中的老總管一樣，對自己被剝削的命運無法、亦無能反抗。更可悲的是，他們不能理解真正人類的社會，然而卻總自以為是地揣摩人類行徑並強做解人。在他們當中甚至開始流傳出一種說法，聽起來讓自己在世的「人」生變得有意義（我暫且就不爆雷了），直到凱西與湯米心碎地發現，一切原來都只是他們一廂情願的徒勞。
「科幻」並不是還未發生的未來；今日的一切，從來都是昨日的科技制度資本聯手所一手製造。石黑一雄似乎在提醒我們，與複製人的命運相較，所謂的人類所享有的自由並未勝出多少，多少人一輩子也逃不出一紙無形的契約，甚至還成為維護契約的幫凶。
◆ 完整文章請見《聯合文學》397期
郭強生
台大外文系畢業，美國紐約大學（NYU）戲劇博士，目前為國立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教授。曾以《非關男女》獲時報文學獎戲劇首獎，長篇小說《惑鄉之人》獲金鼎獎，《夜行之子》入圍台北國際書展大獎，散文《何不認真來悲傷》獲四十屆金鼎獎文學圖書獎。最新作品為《斷代》（王德威主編、當代小說家系列），以及散文《我將前往的遠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