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一窺白馬近幾年「沒有」的生活樣貌,我們窩在颱風擦邊的深夜咖啡館 Sugar Man 裡與言叔夏展開了夜的漫談。
《沒有的生活》收錄她這幾年發表在不同專欄或邀稿的文章,即便如此,書裡仍然能感受到言叔夏式的敘述腔調,她有意在書寫時讓這些文稿彼此有機串連。編排的過程使她想起錄音帶的 AB 面,並驚奇的發現原來四散的文章們竟可以互相敲出響音,於是「地平線」、「某城的影子」、「天黑以前」三輯就這樣應運而生。
這本書多半寫在成人階段。言叔夏說,所謂成人,其實也蠻遲,是剛離開學校或在學校的後半時期。身為一個以文學為職業的人,常不免自問生存這件事的意義。「像你離開學校之後,忽然被放到一個街道上,然後你到處尋找關於生存的地平線。你不斷逼近,地平線卻會無限往後延,其實你根本找不到遠方所指涉的是什麼,只是一直懸宕著。」這個體悟與她生命經驗裡不斷流轉在許多地方隱隱互映,從高雄到花蓮、台北再到台中,總覺得自己搭著某路公車,到了某地下車,卻漫無目的走著,不斷在尋找根本不知道的東西。懷抱小小的願望走著,還期待有什麼會從地平線那端浮上來,可是卻始終沒有。
縮在日夜邊界的城市疊影
這幾年蔡明亮或其他導演的電影,對她而言像遠方的夢境。影像與光投射在無法觸摸的彼端,把光源拿掉,它就消失,可是你就是知道它在那裡,「那可能是一種生存的情境吧。」她幽幽的說,〈某城〉那篇其實是寫台北,但「某城的影子」這輯裡面卻像是重疊了幾個城市,「我常覺得住過的地方會重疊著上個地方,或另外城市的疊影。比如初到台中從一輛公車換過一輛,像接著水管不斷轉換。」沒有任何親友在台中的她,常在下車後迷失方位。像夢一樣,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覺,讓空間的影子在她腦海彼此重疊,外溢部分輪廓,便成為城的影子。
言叔夏的老家在高雄某個偏僻地方,每次返鄉都進入一個凝固時間。她談起兒時常跟媽媽去一座滿是亂葬岡的小矮山散步,山路兩側樹枝懸掛著貓屍,「那是個很魔幻寫實的地方,我們在墓園裡遊戲和畫畫,畫的對象竟然是墳墓。」在言叔夏的記憶裡,這片奇怪的墓園反而成為社區人們交誼的公共場所,他們野餐、唱歌,甚至有歐巴桑騎摩托車噗噗上山,在林蔭下賣著飲料和茶葉蛋。總之,它是居民日常散步的地方。她曾在天快黑的時候,聽爸爸說:「妳聽,有山貓的叫聲。」壓根沒見過山貓的她卻感覺天空陰翳下來。「天黑以前」寫的就是那種天色將暗而未暗的交接邊界,那樣的時刻,總有某些東西會跑出來。
這幾年,言叔夏離開長期足不出戶的地洞生活,像被被拋到一個空曠的白日裡到處尋找生活裡根本不存在的目標。她感覺到這短暫的四、五年裡,發生許多改變;太陽花時期,周圍的人都還相信某些事,可是一切像泡泡,啵一聲就不見了。這本書關注的是某種生活的剩餘,是幻滅之後長出來的事物。相較於《白馬走過天亮》的餘裕青春,《沒有的生活》開始感受某種衰老。「我覺得那個聲線是不一樣的,它有一個扁平老去的感覺,你不再像以前一樣踮著腳尖在生活上,這邊踩一下、那邊踩一下;而是在一條可能沒有道路的荒野中嘗試走出路來。」在什麼都找不到的地方,她有時候覺得自己像無處可歸的鬼魂。這也許和她北上兼課的時差生活關係緊密。
從一個洞穴到另一個洞穴
習慣夜行的言叔夏,從台中搭上凌晨五點通勤的客運趕早上八點的台北課堂;慣性晚睡的她索性放棄睡眠,隨著一車臉上充滿亡命感的乘客,前往這個剛甦醒的城市。拖著年過三十的身體走在白日的曝曬下,總像有什麼要現形。這時她會仰賴城市廁所裡附設的化妝間,像少女們魚貫而入,縫回自己的臉、披上人皮再若無其事走出去,假裝跟大家走在相同的時間軸。「你在白日的工作場合沒有人知道有一百多公里的黑夜藏在你的背上。」這本書所表述的,其實是某種承受跟面對。
生活本身就是一種形式,是這個形式變化而影響她文字的感覺。她說在《白馬》時期,可能還有「意志」在維繫著寫作;對處理的題材或經驗懷抱著激烈的情感,寫親情或人之間的關係,都還可以抽出非常抽象的東西,寫作生活也相對完整,可以一直待在地洞裡。但這幾年的她卻被生活壓輾,「我是被生活輾得粉碎之後,嘗試把這些粉碎的鋸齒邊緣拼成像押花一樣的形狀。」它跟《白馬》時期的破碎不一樣,那種自由而完整的夢到了這裡,就被大量的境遇推著走。「生活像一條河,不斷流到哪裡,你只是在某處擱淺。」生活狀態不斷改變,而你無法控制。
即便人沒辦法在時間裡拒絕被磨損,但言叔夏認為從事寫作或藝術工作的人,擁有某種技藝。生活的陷阱於他們而言是通往另一個世界的地道,通過這個地道可能看見你以為已經逝去的某些人事物。有些失去的東西,會忽然在書寫的某些時刻、地平線彼端浮上來,「失去這件事,可能只是生活在這個次元空間的我們所以為的幻象。」對她而言,這種時間必然的消亡有點像《挪威的森林》裡那個被草所覆蓋的陷阱;生活也是,它看起來表面平坦,卻處處充滿危險,掉進去之後不曉得會通往哪裡。
某次前往蘇格蘭發表論文的長途飛行經驗,則使她感覺時間像騙局,密閉的機艙,模糊了實際的時間。從格拉斯哥移動到愛丁堡的巴士旅途中,言叔夏看著國道兩旁無限延伸的草地,卻突然想起在台灣不曾想起的、已經不在世界上的大學同學。生活的植被很快覆沒我們日常所面臨的死亡,但唯有到達遠方想起某張臉孔的瞬間,她想,「也許他其實是在我所在的那個生活裡死去,卻在這麼遠的地方裡活下來了也說不定。」她總覺得所有消解的人,或者不再存在的東西,或許都在永遠觸摸不到的地平線彼端活著。
散文的我,小說的我
最後談到本書收錄的短篇小說〈妻子的貓〉,這篇小說以全然的男性視角敘事,這樣的選擇源自當初寫這個故事時,言叔夏的貓正重病命危,她無法太貼近現實直接將自己投射到第一人稱去敘述;所以她成為一個說著他人故事的人:「我只能用別人的敘述去做這件事,在貓要離去的時候,我告訴他,下輩子如果遇到你,我會認出你。」她一直相信,生命的死亡並不是終點,它其實是用別的方式,變成另一種東西再回來。
她認為散文跟小說作者面向世界的方式是不太一樣的。「我其實不太有企圖寫小說,它其實是生活裡有一些面向導致你只能夠用這個方式來處理一個作品或產物的結果。」當初在寫某些文章的時候,她並不自覺在寫散文,反而懷抱一種模糊的小說意識落筆,用小說的語言節奏敘述,但不曉得為什麼最後就寫成了「我」。她說:「也許它像是河道,流來流去,總有一些支流相通,但在兩個不同河道能做的事情,也許不太一樣。」就像韓麗珠在評論裡寫到她文章裡那種「之間」的風格,便是如此。
回顧《白馬走過天亮》與《沒有的生活》,言叔夏說自己有點厭倦不停用「我」來說話,她希望之後的創作能把「我」相對擦淡一點,盡量把「我」慢慢轉換成影子或其他東西吧。
李筱涵
台大中文所博士生。文學研究兼自由文字工作者,詩、散文與採訪散見報紙副刊、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