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所讀東海，純粹是因為離家近，方便以機車通勤，不必住在外面。
由於如此，我甚少在學校裡頭逗留，去學校只是為了上課，上完課就騎車回家，課室與家裡兩地點單純地往返，不會繞路或岔出去到別的地方。可能也不怎麼感興趣，於是就一直維持大學以來所養成的獨來獨往模式，除非必要，不然就盡量避開有人在的地方。
讀了一陣子後，發現東海的風氣與之前大學的學校截然不同，師生的關係緊密，加上研究所課程多為小班制，便於彼此熟識，容易形成亦師亦友的情誼，有種大家庭的氛圍。雖然感到驚奇，但也不至於覺得格格不入，不會被強迫需遵從或感到要做些什麼，即使孤僻如我，還是能被好好地安放在那裡，可以一個人自在行走，不必去往何方。
比較令我困擾的是理論的閱讀。大學時沒有修過文學批評相關的課程，毫無基礎地進入研究所的殿堂裡，讀著一本又一本厚厚的、看完也一知半解的理論著作，著實感到前途堪憂，況且研究所的課程多半有如讀書會形式，每人分配章節負責導讀，然後相互討論其中的內容，輪到自己需要表達意見時，常常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因此上課時總是有種胃部絞痛的感覺，無法像以前的上課時光可以盡情發呆，就讓老師去說話就好。
印象最深的是周芬伶老師的課需要讀巴赫金與德希達的論著，雖有中文譯本，但對我而言簡直像是無字天書，時常看了兩遍還是不懂其中奧義，硬著頭皮去上課，每每聽完老師優雅的解說，卻也還是一知半解，簡直是人生的隱喻。另一門容易胃痛的，應該是彭錦堂老師的課堂時光，老師說話儒雅，卻善於拋出問題，往往回答了，他便再繼續追問，引領學生思考再思考，直至榨不出話來為止。於是上完課總感到精疲力竭，只能快快回家倒頭大睡。
許是因為這樣，有種逃避的心態，加上大肚山多霧易雨，出家門時明明萬里無雲，一路上越接近學校，天色卻開始陰沉、烏雲聚攏，最後竟下起傾盆大雨。這種時刻，我就會給自己一個理由，將機車掉頭，淋雨騎回家去，藉此蹺掉整日的課程，什麼事也不做。
然而，短暫的逃開結束後，還是得帶著漿糊般的腦袋，試著從不同的文化邏輯開始，一個字一個字去理解理論背後產生的緣由及可能的意義。老師們通常也抱持著一起讀書的心態，用整個學期的時間細細彼此切磋討論，即使時常說不出什麼聰慧的見解，或是讀完整本理論也不確定是否讀懂，但在這樣的環境之中，似乎可以包容著任何人或事，容許自己慢慢思考，停滯，犯錯，再繼續試著理出去路，往下個地方走去。
很難形容，但在這個過程之中，我有種漸漸清醒過來的感覺，也約莫此時，我開始寫起散文。當時的研究所並無創作實作的相關課程，與我同屆的同儕裡也無人對寫東西有興趣，所以我應該是為了文學獎的獎金，而又開始寫起許久未寫的散文體裁，投稿的標的是我的母校所辦的中興湖文學獎，獎金豐厚，對於窮困的學生而言是筆不小的助益。
得獎名單公布後，有次上課，芬伶老師便問起寫作相關的話題。我才得知原來老師在大學部有教授創作，許多學弟妹也正投身於寫作的領域裡，我有些訝異於這所學校的創作風氣之盛及其能量，因為一直以來自己的周遭並無喜歡寫作的同儕或朋友，所以始終覺得寫作是自己一個人的事，無涉於他人，不習慣與人談論創作，寫完就是放著或投稿，完全沒有想過那是一件可以與別人有所交流的事情。
老師惜才，總鼓勵學生在創作之路上精進，然而當時的我似乎比較苦惱於課業的閱讀以及如何寫論文這些事，對於創作總感到有些疏懶，老師也不勉強，可能也看出這個學生不擅與人往來，逼迫無用，便任由我循著自己的步調獨自走走停停，路上有什麼風景，自己去看。
也許正是這樣的包容與轉圜，更適於我這般創作枝芽的伸展，沒有人指導該寫些什麼或怎麼寫，只要偶爾探頭，澆澆水，確認我的存在，便足已。而理論的邏輯迷宮繞著繞著，雖時常碰壁，感到無路可走，可總也有福至心靈，漸漸釐清出口的一日。更長遠地來看，理論的學術訓練反倒反過來，幫助自己看清創作的限制與可能，並且帶著那個迷霧裡的寫作者，慢慢踏出了自己的路徑。
文｜楊莉敏
一九八五年生，台中人，東海大學中文所畢業，現職文化行政。作品曾獲林榮三文學獎、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中興湖文學獎散文首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