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年暑假旅居巴黎，向台灣留學生短租廉價的閣樓房間，據說百年前是女僕住的地方，小小的窗外是更多的閣樓，灰藍的屋頂上綴滿風笛般的紅瓦短煙囪，那顏色像簡潔的水彩畫，也像輕快的小曲。住所斜對面鄰居有一隻黃貓，日日以女王的姿態坐在敞開的窗口看風景。
我所寄居的頂樓空間有兩間女僕房，一間漆成淡藍色，一間漆成鵝黃色，我住的是他們暱稱為le bleu那間，房間外有條狹窄勉強能容身一人的走道，走道上神奇地再隔出更窄的流理臺和掛了浴簾的單人沖澡盆，我就在那薄薄的隙縫裡煮飯和洗澡。
女僕閣樓附近有間聖敘爾比斯（St. Sulpice）教堂，教堂內有雅各和大天使摔角的巨幅壁畫。一日天氣和煦，但仍有晚春的涼，散步前往探訪，教堂外站了一位衣冠楚楚的男士，他幫每位進教堂參觀或祈禱的人拉門，不過經過他旁邊的時候我才意識到他是乞丐，他幫我拉門，卻對我說merci。走出教堂的時候，那手心向上的人還在。我知道他在門外等我，所以在跨出門之前已經預先在手裡捏好一枚銅板，走出去的時候塞進他涼涼的手裡，他在我身後說了一串朦朧的話，我不知道作什麼感想，只能踱開。 雅各和大天使壁畫的細節我已經記不得了，但至今我還記得那石化般涼涼的一瞬。
聖母院也在居所不遠處，地鐵一站即達。那天是五月三十日，臨時在聖母院站下車，聖母院前的花園滿滿拍照的遊客，忙著拍特寫的，還有忙著拍「本人到此一遊」主角入鏡的。聖母院怪獸造型的排水口張大嘴巴，露出驚恐的表情。聖母院門口三三兩兩站著幾個嘟噥著不曉得說什麼的乞丐，讓人想到龍山寺面前向善男信女尋求憐憫的流浪漢，進了聖母院之後，才二十步之遙，右手邊就多了間需要額外收錢的「寶物展覽室」，裡面盡是鑲金戴玉的聖經和道袍，價值連城的稀世珍品，諸如：疑似耶穌殉道所背的十字架木屑等等。出了寶物室，知名的彩繪玻璃每一扇都閃爍著璀璨的花色，一盞盞索價不一的雪白蠟燭在聖潔的大廳裡溫柔地燃燒起每個人的願望，懺悔室敞開，等著有罪的凡人在牧師前面流淚。一切都莊嚴肅穆，充滿宗教的寧靜和平與愛。
然後，跨出聖母院之後，又是一名乞丐，風鑽過他破了的衣襟。
宗教的聖堂外通常都是乞丐的天堂，這大概普天下最讓人心酸的諷刺。十九世紀末的西班牙寫實小說《仁慈》（Misericordia），講的正是一群每天上教堂外乞討的乞丐的故事，對宗教力量、財產再分配與社會階級極盡挖苦之能事。西班牙賽維亞（Sevilla）城內由清真寺改建的天主大教堂停放哥倫布棺木，聽說是因為他出航前往新大陸之前，每天都會來這間教堂禱告，這一出遠門，馬上靠著黃金和砲彈的威力，把西班牙國威推向巔峰，也許是這樣的關係，這間教堂裡面以純金雕塑的聖壇，華麗得不可逼視，如果將這些金子磨成粉，恐怕能養活全世界流浪漢八輩子。
二十一世紀，舊時的故事還是寫實地在身邊上演。神也不能解決聖殿面前階級不平等的窘狀，現實人生其實有很多破敗的地方，那些遠在廟堂之上的神祇，不曉得看不看得清楚。 喬治‧歐威爾曾經把自身在巴黎以及倫敦經歷身無分文、飢寒交迫的經歷寫成了《巴黎倫敦落魄記》（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 1933），書的背景正好是巴黎拉丁區，我在那個夏天的閣樓與樹蔭裡好好地讀過一回，慶幸我那巢穴似的藍色閣樓沒有叫囂的房客、亂爬的蟲蝨，狹窄的流理台雖小，還不至於失去溫飽。歐威爾走投無路沒飯吃，和朋友阿B（實際名字是Boris）打發時間討論夢幻大餐菜單的那個植物園，就在女僕閣樓後方不遠處，至於他和阿B上上下下奔走、想盡辦法找零工的那幾條大馬路，不到一百年的光景，已經從二十世紀初破爛如貧民窟的地區變成土地昂貴的文教區，那些充斥著酒醉失業流浪漢的西沃里路（Rue de Rivoli）如今高級商店林立，觀光客川流不息，光鮮亮麗，貼出顯眼而誘惑人心的折扣廣告：SOLDES! SOLDES!
歐威爾很詳細地在書中敘述了赤貧者（雖然他先前靠賣文及家教維生，後來卻因故停止，花了很多力氣才找到在飯店打雜兼洗碗的差使）求生存與挨餓的經過，是那樣的寫實的絕境，百廢待舉的年代，衣不蔽體的飢餓。但他永遠是那樣淡然的口吻、澄澈的眼睛，而且沒有遺失幽默。這本書的結尾是這樣的：
不過，我還是可以指出一兩點我從這段艱苦歷程所學到的事。我再也不會認為所有的流浪漢都是酗酒的無賴，不再因為給了乞丐一毛錢而指望他感恩，不再因為看到失業的人無精打采而吃驚，不再捐物資給救世軍，不再典當衣物，不再拒絕傳單，也不再去時髦餐廳享用大餐。這是一個開始。
這是一個開始。讀到這裡我心裡微微一震，腦海裡閃過許多畫面，先是那些排隊在香榭儷舍買LV的人，接著是每天傍晚在我的公寓前地鐵站跪舉紙牌的乞丐，他的紙牌上清晰地寫著：「J’ai faim」，我餓。
◆本文原刊載於《聯合文學》雜誌 378 期
文｜包子逸
著有散文集《風滾草》。影評人兼報導者，嗜好攝影和逛市場， 偶爾寫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