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作家小白在與甘耀明的對談中提到自身經歷：八零年代，他去拔牙，淮海路上的牙醫採中西結合的辦法，不打麻藥，在他臉上插了幾根金針，就硬生生把他的牙拔了；這療程若放到現在，恐怕少有人吃得消。小白企圖說明，不同年代，人們對於時間、空間，哪怕包括疼痛閾值在內等種種感受，是很不一樣的。
受時代、環境影響，思維感受和語境的歧異，也在台北上海兩地小說家身上屢屢得見。於十二月十一日至十四日，在市長官邸和式講堂舉辦的「二○一七年台北－上海小說工作坊」，雖帶有促進兩地作家交流的目的，但從某些個角度出發，卻更近似淮海路上的牙醫診所，只不過不存在醫病關係（畢竟從事寫小說這行當，很難說誰比誰更健康）。兩地作家輪番入座張口，讓與會人進行公開的偷窺。
偷窺的美妙，不僅在於另得蹊徑，能從文本之外了解作家的觀點。兩地作家間蘊含硬技術和硬牙齒的互文式討論，使得涵意和形式皆已底定的文本重新動搖，連帶暴露出作家的自覺性與敏感神經線。這時偷窺，甚至能窺見作家自己都尚未徹底掌握的事物——也就是說，真相的複雜面貌。
再現與乍現
十二月十一日，兩場討論會的主題分別是《原型的虛構》與《瞬間的決定》。
路內由童年經驗起談。談幼時居住在通路錯繁的蘇南小巷，鄰近河流蜿蜒、大宅院裡曲折彎繞，恍如迷宮。但隨現代化發展，老家巷弄已不存在。對此，路內說，「我寫小說，始終會回到童年記憶。變成反覆構造一條已不存在的街道。」
「想到童年，恰巧是因為老年。」作家于是的思考重心是阿茲海默症。「跟記憶有關的命題，一開始沒有出現在小說的範疇中，只是直白地想把心情記錄下來，有點像羅蘭巴特在他母親死後寫的哀悼日記一樣，拿著小卡片，想到一句就寫一句。」罹患阿茲海默症的父親去世後，她驚覺對父親人生一無所知，才展開調查，同時思考家族記憶和集體記憶的由來。她本想寫非虛構作品，最後寫成小說，其中轉折，于是的解釋是「因為牽涉到一個母題：記憶。真正寫的時候，發現記憶和私人的問題，沒辦法在罹患阿茲海默的人身上以非虛構的視角呈現。」
伊格言引用石黑一雄在諾獎獲獎演說中提到的，最初書寫原因同樣是為了「保存自我」。把不復存在的60、70年代的日本保存在小說中，而擁有個人性的歸屬，免於遺忘之厄。伊格言並用了王安憶的說法「構築精神宮殿」，描述小說的書寫行為。
與會討論時，小白說破訂題人王聰威的設計，題名《瞬間的決定》，應源自攝影家布列松「決定的瞬間」。上海作家薛舒討論靈感如何催生小說，舉她在世博陽光館裡體驗黑暗，看見球賽影片裡盲人精準踢球守門的表現，受到刺激，回頭寫下《世上最美麗的臉》。小說家李儀婷則談受另一半投資失利連累，才萌生《探底》靈感，兼談自己花費近十年才掙脫文學獎體框架，認為創作者應該「從自己生命挖掘，才足夠真實，不應該反之先設定詮釋方式，再尋找作品的內在。」
新媒體
「寫作是關於慢的藝術，」定題為《荒野的擘劃》的討論會上，上海作家王若虛談述他近來心得，「尤其是怎麼慢。我現在的小說不以讓讀者看得快為第一目的，不會刻意製造閱讀困難，但會希望以內容和小說形式，讓讀者閱讀漸漸慢下來。」（對此卡爾維諾有相應的有趣說法）談到網路文學等非紙質新媒體出現，王若虛表示，小說的形式甚至會隨載體變化，「主要差別是分段。像百年孤寂那樣一連幾頁密密麻麻不分段，落實在紙上沒問題，但放在網路上看，找不到字在哪，又傷眼；新媒體時代的作者特別講究分段和字數控制。」
把形式和內容漂亮地焊在一起
形式方面，劉梓潔談述在短篇小說《搞不定》裡嘗試的超連結、長篇《真的》螢幕內外雙重對話等操作方式，並舉柯慈小說《兇年紀事》裡每小節並現三欄，採類似電影的分割畫面手法為例。劉梓潔談到，即使如柯慈這般小說大師，也會對較新的形式創造感興趣。對「如何開拓最佳形式」——設題者暗藏的陷阱，王若虛和劉梓潔的答案相似。「形式必然會過時。」沒有絕對最佳的形式。「在各種炫奇的形式底下，找到最自在自得的方式，才是對寫作者的考驗。」劉梓潔說。
時代的切片
周嘉寧的《密林中》勾勒上海文藝青年的幻夢與失落，並審視女性的獨立性。王聰威認為這是一部回到原點、講述絕望的小說，唯結束得過快，期盼能延續寫得更充足。意外引出周嘉寧對無法續寫的解釋：「我遇上時間的侷限。從九零年代末到京奧、一零年上海世博截止，時間再往後的小說我沒辦法寫。」包括她近三、四年寫的十幾個短篇在內，小說裡的時間也都沒超出2010。「對我和同齡的大陸年輕人來說，直到2010前是最有意義的年代。之後整個國家進入了急速變換，那種改變沒帶來（社會的）鬆動，而是固化，縫隙逐漸收緊。」她坦承，「對於近年來的劇烈變化，我無法好好思考。」這種特意錯開鏡頭的舉動，是否某日也會成為時代的切片？
「因為小說原型就是這樣子（死去），預設上就沒設計出口。」王聰威的《生之靜物》談述孤獨死、無緣死。「當發現大阪市母子餓死的新聞，我第一次想到台灣有可能發生這種事。台灣的躁動性、社群媒體的影響反而讓人的溝通斷裂，更孤獨。推到極致就是孤獨死。但掌握時代性這點我沒有很成功，因為寫得太超前了點。」王聰威說，「台灣有獨居老人，但可能由於民族性，孤獨死的狀況沒有日本嚴重。儘管不樂見，不過我認為台灣未來很可能會走向日本的現況。」
活在意象時空
「小說本質上是時間的藝術，敘事空間是敘述視角在時間中的次遞呈現，因此想像空間，就是想像時間。」小白在談論自己的《租界》和《封鎖》時說：「裡頭雖然引用了大量考據材料和路名，實際上還是我想像出來的空間。」
小說如何處理歷史背景？甘耀明說，「傳統京劇一桌兩椅，可幻化成意象空間，能表現成山，或過河的船。」對現實處理，甘耀明注重在現實與意象的結合，而非單純現實。他近期小說的內容牽涉到原住民製作火藥，「但我不會像解說一樣，把整個流程寫出來，我思考的是人在流動的過程中怎麼跟火藥意象與製作過程結合在一起。」
至於談到新聞和小說的關係，小白說：「我們這邊的人，一看到稀奇古怪、有起承轉合的新聞報導，就說新聞比小說更精彩。我卻一直覺得小說比新聞更精彩。因為小說是發明敘事，從未有新聞做到這樣，新聞永遠按某種固定的敘事模式講述。」他又說：「所以也有兩種小說，一種是到處都可以買到的小說，另種是發明敘事模式的小說。」
文學維護一個人的、甚至是壞人的自尊與羞澀
對於「鋪陳長篇小說少有希望的救贖之旅」，張亦絢回憶接到題目時的錯愕，笑道：「首先想，本來就沒有抱持希望，再來想，也沒有想要救贖。」坦言寫《永別書》沒有藍圖，頂多有少數預設，再靠備忘輔助。
張亦絢不願多談自己的作品文本，多把焦點放在對談上海作家姚鄂梅的小說上，張由「記憶與靈魂」切入，討論《1958：陳情書》裡謊言與救贖的微妙關聯，將書中角色刻意製造見證的行為，與尼姑慧德不留痕跡燒毀寫給佛祖的信相比較，進一步分析如何建構記憶、記憶的暴力，與憑證之間的複雜關係。
接受姚鄂梅的直率詢問，張亦絢只對小說裡「我是痛苦的神童」一句作了解釋。「『莫札特是音樂的神童，我是痛苦的神童。』指的是可以渡過、超過痛苦的神童，不是指很痛苦的神童。當然細究的話，不只要承受痛苦，還要去越過痛苦，傷痛感還是很強的。」
姚鄂梅寫作同樣沒有大綱：「有隱約方向，但沒細節，就像在漆黑坑道向外爬。不過爬出去回頭一看，一切就清楚了。」對救贖，她的看法是：「救贖無法很短時間內完成，有時會耗掉人的一生，有時一生也無法成功。」她自曝年輕時曾在公開場合暢言文學沒用，後來想法卻有轉變：「救贖，就是文學的功用之一，因為文學最終還是涉及靈魂。」談到靈魂，她有句喜歡的話：「為了維護靈魂的自尊與羞澀。」哪怕是壞人，她說，也會有一點點靈魂的自尊與羞澀，只要還沒喪盡天良，對自己還有點苛刻，回想到過去傷害了他人，也傷害了自己，總有一天，他也會想維護靈魂而去尋求救贖。
曹栩
寫小說；想的比寫的多。喜愛的作家：福樓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