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 ， 政府修改勞基法一事頗讓勞工大眾感到挫折沮喪 ， 稱其為 1984 年以來勞基法最嚴酷的 「改惡」 ， 此次修改內容更遭網友諷刺為使人「過勞死」的勞基法 ， 這一切難免使人厭世灰心。
近來，政府修改勞基法一事頗讓勞工大眾感到挫折沮喪，稱其為 1984 年以來勞基法最嚴酷的「改惡」，此次修改內容更遭網友諷刺為使人「過勞死」的勞基法，這一切難免使人厭世灰心。本次邀請鴻鴻與蔣闊宇兩位詩人，他們皆對社會的邊緣聲音付出了長期關注，並且劍及履及地從遊行實踐與詩歌創作上揭露國家制度中幽微畸零的面向。
鴻鴻的《暴民之歌》紀錄下 2012 至 2014 年台灣各種公民運動及要求改革的社會氛圍。任職於公會的蔣闊宇， 2017 年出版的詩集《好想把你的頭抓去撞牆》，寫給昔日戰友、野百合則透露出一絲憂鬱。
兩人的創作正好反映不同時期的社會氛圍，他們將為讀者闡明社會詩的意義，分享彼此以詩歌介入社會運動的策略，進而析辨詩與社群媒體的關係，並發表對年輕世代「厭世」情緒的看法。
鴻鴻與蔣闊宇。攝影／汪正翔
「社會詩」是什麼？
鴻鴻（以下簡稱鴻）：
現代主義裡「私我」很重要，要與時代對話，必須保持私我的存在，才能豐富社會，比如波特萊爾寫「惡」，因為每個人都關注善的正面價值，但惡無處不在。波特萊爾的詩對我而言充滿社會意義。
詩人寫作時不避諱社會對他的影響，這樣的作品就具有社會意識。早期的詩人瘂弦或商禽，他們的詩充滿對當下社會的批判，卻不得不選擇隱晦的形式表現。時至今日，沒人禁止你說話，若我們仍以曖昧的姿態創作社會詩，那太可惜了，浪費了解嚴後許多生存經歷。
以詩介入社會的策略
蔣闊宇（以下簡稱蔣）：
文學和社運之間的關係是值得深思的問題。我主要研究台灣文學。 20 年代社會運動是分進合擊的， 70 年代的重點則在於鄉土文學論戰。最近〈我的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時〉一詩在網路上轉載量出乎意料的高。這意味我們這些搞工運的人打破了同溫層，從這個現象中我解讀出兩個訊息：其一是社會重視這些議題，不只工會組織在關心；其二是透過文學我們的理念可以刺激更多人。
過去工會進行動員抗爭時依賴組織網絡，這個模式有個致命的缺憾，那就是永遠沒辦法像同志大遊行那樣丟一個網路號召就一呼百應。因此，透過文學的形式建構某種符號系統，洞悉世事，指陳時弊，也許對社會運動有幫助。個人創作方面，我試著綜合一些社運符碼，在詩裡保留一種感覺結構，比如有一首詩叫〈那一夜〉，描繪社運人士每天的感知狀態，至於華航空服事件則以背景方式抽象呈現於詩行之間。
鴻：
每一波社運彷彿拍岸的浪花，成果有目共睹，卻只是促成社會改變的一種契機，文學與社會的關聯應該更深遠久長。
好的文學是種沉澱，但詩歌完成速度較快，最能及時回應當下社會事件，至於文學價值多少，端看書寫者自我要求，若是勉強寫作，對議題了解不夠深刻，可能變成一種浮泛的同情；沒有批判觀點的詩，不過是尋常哀悼之作，無法引起大家更多反思。文學和一般宣言或標語不同，要求情理兼具，方能設身處地進入事件核心，讓讀者共感，有感動方能付諸實踐，這是文學參與社會的重要價值。
文學雖為當下的事件而寫，卻不見得只為單一事件所用，就像巴布狄倫很多歌曲脫離當時的創作環境也能感動我們；詩歌亦如是，因為記錄了特定時空之中交會的能量，才具有不斷被閱讀的價值。
因此，透過文學的形式建構某種符號系統，洞悉世事，指陳時弊，也許對社會運動有幫助。攝影／汪正翔
寫詩是否預設讀者？
鴻：
我不太預設讀者。比如勞工問題，是所有人都該關心的。特別是資本家，我更應該以詩打動他們，我也該讓身在其中的勞工覺得自己心聲被另一人專注聆聽。我寫作時特別在意關於分析歸納和說服的部分，切莫徒具感性的呼籲，感性無法讓思維不同的人理解我們的訴求。我的詩常用寓言手法，藉著隱喻讓大家立刻掌握到事件該關注的重點，這是文學的典型手法，能夠化繁為簡，影響更多讀者與民眾。
蔣：
我也不會預設讀者。我大部分的詩以抒情為主，德希達說：「文學是即將到來的民主。」符合一定的規範，寫出什麼可以開放討論，比如在工會的場合我們不容易討論同志議題，但在文學的場合什麼都可談，傳達大眾媒體上不易聽到的聲音。
詩在社群媒體的傳播現象
蔣：
社群媒體提供更多契機讓作品露臉。作者要如何利用臉書等平台經營自己的形象，這是我一直在意的問題。我慣用臉書和部落格，有什麼資料就貼上去，分享的多半是工會相關資訊，藝文資訊相對少。
鴻：
臉書作為網路平台來說是新的，但它的功能並不新。不同時代文學有不同傳播方式， 1960 至 70 年代，發表在詩刊上的作品易被傳抄， 1980 年代詩得了獎便洛陽紙貴，至今就要依賴臉書及相關媒體推廣了。
《暴民之歌》剛出版時，因為蘋果日報的報導兩天轉載八百多次，令我驚訝萬分！由此可知，「分享」是十分關鍵的行為，透過網路分享資訊時我們可以加上自己隻字片語的感想，對事件的認同或批判都在分享當下傳達出去了，促成更頻繁的對話關係。這樣的關係對詩的傳播是好的，使得作者與讀者藉此產生更緊密與即時的連結。
怎麼看待當今的「厭世」氛圍
鴻：
世界上本來就沒有救世主，由狂熱的烏托邦幻想到幻滅，正是我們腳踏實地的新開始。人類總要為自己找出路，無論呼喚第三勢力也好，或跟政府展開新的對話關係，都表現社會重新起步的動能，我猜一兩年之間整個社會將重新動振作起來。
說實話，我不擔心當今的厭世氛圍，哪個時代的年輕人不厭世？我年輕時一整代人都在讀《野鴿子的黃昏》，那又如何？台灣人生活已夠優渥了，沒有厭世的權利！
蔣：
我完全認同。有人對於社運結果抱著幻滅感，有人則認為階段任務已達成，激情消退，人心發展趨向如此，自然導致厭世風氣。換個角度看，運動熱度降溫豈非反思的起點？更何況，現在工會組織的活動並未消停，積極為當今社會思考出路者大有人在。尼采說：「受苦的人沒有悲觀的權利。」有些人再困頓也須不斷戰鬥，因為根本沒退路。總之，我以為厭世表象不是負面的，也許代表一種沉潛思索的狀態，準備迎向下一波的騰躍。
世界上本來就沒有救世主，由狂熱的烏托邦幻想到幻滅，正是我們腳踏實地的新開始。攝影／汪正翔
鴻鴻
身兼詩人、劇場及電影編導、策展人。
1964生於台南。出版有詩集《土製炸彈》、《女孩馬力與壁拔少年》、《仁愛路犁田》等七種、散文《阿瓜日記──八○年代文青記事》、《晒T恤》、評論《新世紀台灣劇場》及劇本、小說等多種，及創辦的《衛生紙+》詩刊(2008-2016)。現主持「黑眼睛文化」出版社及「黑眼睛跨劇團」。
蔣闊宇
草屯人， 1986 年生，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畢，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現為工會秘書。不菸不酒，不三不四。
文字紀錄／莊子軒
曾獲第三屆「台積電青年文學獎」詩獎。2009年參與「台北國際詩歌節」開幕朗誦。作品偶見聯合副刊，著有詩集《霜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