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黑眼睛照亮世界｜專訪鴻鴻

談起「詩作為文化干擾」，他說：「我把詩視為一種游擊戰。」我們如今已很熟悉街頭塗鴉、惡搞，通過旁敲側擊、嬉 笑 怒 罵 、小劇場和行為藝術的方式，跟社會現象或議題對話。　詩恰恰可以是一種武器。

依約來到夜晚亮起燈的金門街小酒館「小地方seams」，僅容旋身幾坪的空間裡，人們依偎吧檯。壁畫在鎢絲燈光裡融成朦朧劇場氛圍，這是劇場詩人鴻鴻日常與朋友的小聚所。

解嚴後的文化游擊

談起「詩作為文化干擾」，他說，「我把詩視為一種游擊戰。」我們如今已很熟悉街頭塗鴉、惡搞，通過旁敲側擊、嬉笑怒罵、小劇場和行為藝術的方式，跟社會現象或議題對話。詩恰恰可以是一種武器。他回溯讀詩論的經驗，當時幾乎沒人提過這種概念。有人說，詩跟社會要保持客觀距離，但他體悟解嚴後的自由非常珍貴，如果不去行使，等於不曾擁有。「如果現在還用解嚴前的美學和姿態去寫作，等於完全浪費了這樣的自由。我既然經歷過那個時代，大可應用在創作，給詩一種新能量，真正屬於這個時代。」他認為時代環境與做劇場、抗爭的人們給他許多靈感，詩應該是一種運動的方式。

《暴民之歌》以「失能的立法院」、「擺盪中的智利」、「部長的記者會」三個場景表現詩的三種向度，關於台灣經驗、旅遊經驗和對文學定位的反思。從《土製炸彈》以來，鴻鴻一直想以國外的抗爭和社會進程對照台灣經驗，這必須旅行到當地，感受人們生活節奏，從臨場的身體感去理解。「光面對台灣經驗的時候，其實會很徬徨無助，你不知道台灣要擺盪到哪裡去，好像漫無目標。」可是這種沮喪會從觀察正在爭取獨立或已經獨立的國家中，探知台灣在哪個進程而轉為安心。他觀察到愛沙尼亞在蘇聯解體後獨立，作為俄國附庸，它如何探尋自己的文化主體與定位，「這非常可以給台灣參考，全世界都有這樣的命運，我們不是唯一！」對照組令人有生存的信心，而座標給了他方向感。此外，他認為文學容易塑造崇高形象或批判社會的絕對正義，但這當中應該要存有自我反省，尤其要面對真實，抵抗虛偽華麗。「當你面對真實，就不可能自大。」人不可能永遠耽溺在過去自己文學所產生的影響中，必須看清當前時代社會脈動，持續對話、追尋文學真正的使命。

從《在旅行中回憶上一次旅行》到《暴民之歌》「在旅行中開始下一次旅行」呈現了鴻鴻創作觀轉折的軌跡。他在 30 歲時，認為詩是個人回憶情感的寄託，在往前走的時候，腦中仍在想著過去。「可是現在的我不這樣看詩了，我們即使在旅行中，卻已經要展開下一次旅行，或者隨時可能岔出，離開原本的軌道。」從回望過去轉向專注現在，他的詩變得更有可能性。

如果世界已然改變，鴻鴻希望詩集都能不用再版。「它應該寫完就過時了，問題應該要被解決。假如還有讀起來很有感覺的詩，那表示社會還在原地踏步。」他拿起新舊《暴民之歌》，除了編誤修訂外，兩版封面設計確實有其寓意。設計師李銘宸讓書封容易磨損，像劇場般隨著時間保留使用痕跡；也像這本詩集的即時性，事過境遷後留下時代意義。舊版的「黑中之黑」，象徵一個黑暗時代；而新版的白底卻是「黑底印白」，掩蓋在白色裡的陰影會通過磨損逐漸裸露，黑會越來越明顯，他笑說：「可能是指白色力量不可信任吧。」即便很多問題懸而未決，他還是十分樂觀持續著革命，仍要在生活與它耳鬢廝磨的抗爭。

左，新版《暴民之歌》；右，舊版《暴民之歌》

功成身退，卸下武裝

對他來說，一手創辦的《衛生紙＋》就是定位清楚的刊物。但他發現創刊後期有同質化的危機，雖然它針對某些議題，火力更集中而言之有物，但大家漸能預期它的樣貌。「當它有所預期的時候，其實詩刊可以不用再出。這些事，就算沒有《衛生紙＋》也應該去做。」他認為大家與其仰望燈塔，不如用自己的黑眼睛去照亮自己的路。它這八年已功成身退，接下來是詩人們的事了。至於最近黑眼睛出版的《K書》，主要是中國年輕詩人列維的構想。《衛生紙＋》基本上是認稿不認人，而這本書比較像是將名家集中，展現文壇的中堅能量。它的「硬核」概念有趣在擺明就是要硬的、長篇，最不討好任何人的東西。他說，「也許在這個輕薄短小的時代，它還是有某種力量吧？」而黑眼睛在此比較像一個支援平台，讓有特色的刊物出版，鼓勵年輕人發揮它的可能性。

「小孩是個意外的禮物，而且來得恰是時候。」談起小孩，鴻鴻笑彎了眼。如果早個十年，他還有很多街頭要跑、很多創作要做，也許不會是個好爸爸。但他現在逐漸不在意能做出什麼，反而樂於將資源共享。更多生活重心移回家庭，過往劇場的黃金工作週都變成小孩日，看戲頻率也大幅縮減。「但跟小孩相處非常快樂，雖然有時很頭痛，可是他只要有一個眼神、一個手勢給我回饋，我就超級滿足。」孩子讓他更放鬆生活，不再汲汲營營於創作，而是看生活帶來什麼。「旅行是與小孩完全相處，帶著他從早到晚去經歷這個世界。」他開始學薩克斯風，每天和小孩開心玩樂器，展開新生活。「學薩克斯風變成我接下來十年最重要的事」，他拿出最近讀的《爵士樂十三大師》，俏皮地說，「不曉得十年後能不能組一個團來演奏」，從事演奏，他其實只為開心。

跟小孩相處非常快樂，雖然有時很頭痛，可是他只要有一個眼神、一個手勢給我回饋，我就超級滿足。圖／YJ

詩與戲劇，紀錄社會的媒介

劇場對鴻鴻而言，是當下對社會或各種狀態的總結。《戰場上的野餐》，雖然是寫於 1960 年代的劇本，但呈現在舞台上，仍可以如此反映當前。他們把實驗劇場變成一個野餐場，讓觀眾跟演員在野餐墊上一起開演，從內容到形式都是他最感興趣的集結。戲劇從籌備到完成至少要半年，如果一看就知道怎樣的題材，他很快就失去興趣，所以一定是很有趣，但他根本不知道會怎麼做，完全用一種好奇、期待的心情去摸索，然後才慢慢形成戲來。

在七月，鴻鴻有個「與異鄉人午餐」的計畫，到柏林駐村一個月。同樣以參照座標的概念，呈現在國際都會裡的異鄉人肖像。每天找一個人，為他拍照、寫詩；然後再搬回台灣實踐，同樣找一些異鄉人來午餐，兩方結合成一個計畫性寫作的作品。「有點像紀錄片，內建隱形的 camera 去拍攝一些人的故事，只是用詩與照片呈現。」無論詩或戲劇，對他而言都只是紀錄的媒介。劇場是一群人聚集的臨時組合，回應他當時的社會與生命狀態，演完就消失。而詩，則用來不斷與社會對話，「我並沒有想追求什麼藝術高度。重要的是，它反映我很多想法，是我探索世界、跟這個社會溝通的工具。」這是一個劇場詩人面對他的詩與戲劇最樸質坦誠的態度。

大家與其仰望燈塔，不如用自己的黑眼睛去照亮自己的路。圖／YJ

李筱涵
台大中文所博士生。文學研究兼自由文字工作者，詩、散文與採訪散見報紙副刊、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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