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寒的縫隙間稍稍回溫的週末午後，因將臨的人潮，而逐漸變得擁擠溫暖的燦爛時光書店二樓。精神抖擻的廖雲章與丈夫張正一同，張羅著座墊、木椅與影音器材的擺置，不時東張西望地點點頭，表示一切安妥。不久後，剪去多年長髮、神色明晰的顧玉玲，與一如既往綁起馬尾、戴著輕便鴨舌帽的阿潑，亦相繼到來。作為深耕移民與移工議題多年的同伴與好友，身在社會運動第一線的顧玉玲、始終走在田野路上的人類學實踐者阿潑，以及奔走於新媒體、書店和文學獎等平台間的媒體工作者廖雲章，三位一看見彼此便格外興奮，牽著手互訴近況。彈指間茶水備妥，麥克風有序擺放、聽眾陸續上樓，三位講者亦次第入座。小巧的聚光燈一一灑落，這方構築予言語及思想的私密舞台，終於掀起帷幕。
我群之內，國度之外
Ｑ 初見「移民工」一詞時，常感困惑。因短期來台勞動的移工，和長期居留的移民，其職業傾向、身份位階和生活處境皆大不相同，更有著越南、泰國、印尼、菲律賓等移出國的文化區別，但我們卻慣常將不同國籍、性別與族群的差異性，都一併收束進「移民工」三字之中。該如何看待這種異質性的聚合，以及其各自類別中的發展與挑戰？這是一種策略性的組織集結嗎，抑或有其他原因呢？
顧玉玲（以下簡稱顧） 我對於這一詞彙是否已被創造出來一事，是抱有懷疑的，因為那並非是一個被賦予歷史詮釋和事實累積的修辭，而只是方便起見的統稱，且其中間永遠都必須存在著一個頓號：不是「移民工」，而是「移民、工」。移民與移工當然有著性別、族群以及階級的相似性，但他們是完全不同的兩群人，甚至未必玩在一起。之所以沒有玩在一起，是由於制度性的區隔所導致，也就是因為他們所面對的社會性的、體制上的，以及結構性的問題都完全不同。當我們說到外籍配偶時，我們所談論的必然是來自東南亞的人們，而非來自美國或日本的移民，這便體現了政策對待與社會對待的雙重標準。可是，一旦新移民在台灣社會中締結了親緣的網絡，就意味著相關政策有鬆綁或改變的可能。與之相對的，移工的困境，便在於他們沒有機會落地生根成為移民，也就連帶地失去了公民權、投票權與政治參與權，更難以爭取合理的待遇。由於移工始終處於一種懸置的、可被驅離的狀態，自然也就無法對身處的社會，有關懷和介入的驅動力。總而言之，除了我們的社會對所謂「經濟落後」的東南亞，有一種共通性的歧視，也除了書寫的路徑會有所交錯之外，在絕大部分的情況裡，移民和移工都必須分開處理。所以這個問題對我來說，不是一個存在的問題。
廖雲章（以下簡稱廖） 沐子（指顧玉玲）從很久以前就開始關注移工權益，所以會清楚意識到，移民議題是在之後才陸續浮現的。不過，如今的社會氛圍確實會習慣性地將兩者結合，好像他們是可以放在一起討論的。《四方報》草創之初的投書，有九成以上都來自移工，而外籍配偶即便沒有語言的障礙，也不會主動去閱讀這些由「工人」們所書寫的文字，更遑論投書來稿。這是為什麼呢？因為階級和身份的差異，也因為外籍配偶沒有自己的房間，她們日夜都生活在台灣人中間。但移工群體總能創造出一個與自己對話的空間，哪怕是非常艱難，也哪怕需要擠壓睡眠的時間。另外，在外籍配偶社群的發展部分，由於新南向政策的推動，「新二代」是近年最受矚目的一個群體。他們被媒體所追逐、「通緝」，甚至被迫進行認同的表態。在資源與誘惑並存的局勢下，新二代們意欲撕下標籤、證明自我，卻又不可避免地因為標籤而擁有優勢。這其間的細節和其後的緣由，我想都是很值得討論的。
阿潑（以下簡稱潑） 雖然前面兩位都分而論之，但我想要將移民與移工收束在一起，去進行觀察。具體來說，「外籍配偶」這一群體的構成，就是來自東南亞的人民，經由婚姻形式，被「合法合理地」內化為我們社會的生產力，並且生兒育女，培育了下一代的勞動人口。因此，外籍配偶往往不只是移民，也是移工，即便到現在亦是如此。識字班的遍地開花，正是意味著她們必須拋棄自己的語言與國籍，去融入我們腳下的這塊土地，去成為真正的「台灣媳婦」和「台灣新娘」。更甚者，外籍配偶們自身也可能複製了這種文化位階的認知，無論是對於自身，亦或是對於後代的教養，都傾向以優美的中文作為最高標準，而一再淡化母語的痕跡。與此相對的，近幾年當我在接觸一些來自東南亞的留學生時，會發現他們正是因為深知台灣社會的既有偏見，反而更驕傲於自己的越南認同、泰國認同，或者是馬來西亞認同。這是新世代的反撲與顛覆。作為一個旁觀者，我也發現移工社群具有非常蓬勃的生命力，常有許多社會或藝文人士為之發聲，因此他們似乎更被我們所察覺和關切，以致於代表著外籍配偶的「民」字，似乎是之後才被加入「移工」一詞中間。我們有時甚至會忘記，他們也有著書寫和發言的需求，但這忘卻，是不應該的。
一個有故事的主體
Ｑ 在三位的《憂鬱的邊界》、《流浪西貢一百天》、《我們》和《回家》等作品裡，「人類學方法」與「非虛構寫作」都是極為重要的關鍵詞。那麼，就具體實踐的層面而言，以「人類學方法」去書寫非虛構作品，這究竟意味著什麼？透過這個被選取的視角，我們看見了什麼以往未曾看見的？請三位從媒體工作者的視角出發，從社會運動者的經歷出發，也從人類學實踐者的踏查來談起。
廖 相較於其他兩位，其實我應該是離人類學比較遠的，因為我是念新聞傳播以及社會學出身的。但在累積書寫《流浪西貢一百天》這本書的前行資料的過程中，也就是住在西貢的那三個月，我確實採用了一些，會被視為是人類學的方法和儀式。比如說禮物交換、參與所有受邀的活動，也比如說，每天都固定出現在某條街上，固定讓某些人看到我，從看不懂到看懂，然後就不需要語言也能溝通。做為一個來自陌生國度的人，你一方面享有國家位階的優勢，另一方面也可以不透露任何情報地隱身於人群之中，去觀察那個社會。我正是在與外籍配偶的娘家、與當地待嫁的年輕女性，以及與懷抱著哀傷故事的年邁母親不斷交談的過程中，翻轉了既有的偏見，不再覺得買賣婚姻必然是絕對的黑暗，而可以持平地將之視為經濟和社會資源的交換，以及對於更好未來的想望和追求。這是選擇，是犧牲，卻也是越南女性在新的土地上，去創造一個新家園的能動性。
顧 接續雲章的故事，我覺得重點在於，我們對外籍配偶總有一些奇怪的想像，若非覺得她們很可惡，是來騙人的，就是覺得她們很可憐，是被騙的人。這兩種極端的概念，是相悖卻又相應的，可終歸都在告訴我們，他們也跟我們一樣，一路下來，都是在有限的條件中去作出利害盤算和判斷。身為一個書寫者，無非就是想去寫出那個真實的處境，並且去紀錄，人如何在不同的處境之中做出選擇，或者根本沒有選擇。回到一開始的提問，用不同的角色進場，自然就會帶出不同的敘事方法。作為一個置身於事件之中的組織工作者，比起傳統的報導文學，我認為自己更需要一個新的命名：這是一種「我在場」的書寫方式。解嚴以後，當代的青年開始有機會在各種場域中「在場」，像是樂生、大觀迫遷，還有太陽花學運。這些在場的身體感與觀察角度，勢必就與過去大不相同。這便很接近人類學式的民族誌，因為你不斷置身現場，不斷介入、互動和改變，不斷攪和在一起，那也就必須將自己也書寫進去。我的取徑通常有兩種，其一是從空間著手，從自己最熟悉的中山北路開始，去書寫這些我所接觸的外籍移工，然後再以此作為據點，隨著他們的移動一一幅射出去，到桃園工業區、到新北照護之家，也回到南越和北越農村，回到那個他們所離開的家鄉。同樣的一個人，在不同地域的轉換之間，會呈現出不同的樣貌。而且不僅是被我們觀察的對象，就連我們自己，也會因地域的差異而有所改變。身為一個外來者，我希望進入那樣的生活，去思考和觀看他們對現代化的想像與複製，而不是讓既往的偏見決定我的視野。另一個重要的路徑是時間感。就像是卡爾維諾在《看不見的城市》裡，去描述一座城的橋墩時，無法僅僅告訴讀者橋墩的形狀，而必須將歷史的故事也一併訴說，才能夠捕捉到這座城市，在空間與時間軸上疊合的樣貌。但時間的層次，永遠都是具有時間差的。當一個人在描繪他的過去，他其實經過了篩選，當我們在聆聽他的描繪時，我們其實進行了詮釋。乃至到達書寫和閱讀的程序，已經是起碼三、四重以上的時間差距了。正因如此，要如何保持被書寫對象的主觀意願，又不能違背我作為一個書寫者，在時序後端的所見所聞以及自我的看法。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是非常複雜地穿插在那裡。
潑 我想要回應訪談人的問題。其實那些被說是「人類學的方法」、被說是「報導文學」、被說是「菜鳥人類學家」等等的命名和指稱，我們都是不太認同的。跟前面兩位前輩比較起來，我也覺得自己的採訪與田野方式，並不是那麼地人類學。因為我並非和她們一樣，是親自深入那個生活現場，陪伴在移民和移工的身旁，並且去聆聽其故事。即便兩位可能否認，但這種陪伴確實是人類學的方法。對我來說，我的身份、我的書寫，以及我所要做的議題，其間的劃分是非常清楚的。我有一個不可取代的主要身份，就是名片上印著的「記者」二字。也因此，我的工作方法也是記者式的，除了本身會關心發生在東南亞的一切之外，其餘的時候，都是跟著事件和主題在跑。移工與移民的議題也是如此。在十多年前，移工與移民已經陸續出現在我們的社會週遭，但卻沒有人去了解這個身份的起源、他們離鄉的原因，以及在他們的國土裡，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從對源頭的好奇心開始，我不斷為自己設定題目。而在馬尼拉與當地移工交流的過程中，我也發現有許多女性將移動視為一種正確和幸福的選擇，去逃離無法自由離婚、對同志充滿惡意的天主教國家禁律，去掙脫家庭暴力的陰影，去卸下為人妻、為人母的層層身份壓力，去重新尋回自己。我想說的是，在移工群體的背後，或許真的有命運的陰影在籠罩著，有一些不得不的因素在身邊逼迫，但最終做出選擇的，永遠都是他們本人。若是不回到移工的來處，在較大的架構中梳理那個國家的社會、文化、經濟和政治條件，我們就只能不斷地重複一些片面的敘事、一種悲劇的語言，而無法讓他們每一個人，都成為一個有故事的主體。
世界的移動者，文學的台灣人
Ｑ 「移民工文學獎」始於二○一三年，迄今已出版《流》、《航》、《光》、《渡》四本得獎作品集，堂堂邁入第六屆。徵獎範圍也以台灣作為起點，逐步擴大到香港、澳門、新加坡、馬來西亞，以及日本和韓國。作為全台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不拘文體、出入於真實與虛構之間，並且由於皆為翻譯作品，故被張正戲稱為「具有諾貝爾獎高度」的文學獎，在策劃、推行與審稿的過程裡，想必會遇到許多困難，抑或是啟發。正好三位都曾是發起人或曾經擔任過評審，可否與我們分享一下歷年參與的經驗，以及一些值得更多關注的作者及作品呢？
廖 沐子（指顧玉玲）是第一屆移民工文學獎的評審，阿潑是熱炒團的團長、第三屆的評審，以及和我還有張正一樣，都是文學獎的發起人。在座的都是元老，所以有很多創始階段的故事可以講。早在《四方報》時期，我們就有意識地，將每一期的部分文章都翻譯成中文，希望能提高這些移民與移工故事在台灣社會的能見度。而這些作品，也獲得了許多文學圈朋友的肯定。於是我們就在某次熱炒攤上，大概是因為啤酒喝多了，就討論出了整個文學獎的架構，包括獎項的定位、獎金額度、要邀請哪些人來參與召集和評審、要申請哪些經費補助，如此等等。其間當然蒙受很多文化界與學術界好友的幫助。以及讓我最印象深刻的，「西聯匯款」這間公司的經理，在自己遭到資遣的上班最後一日，從抽屜裡拿出了十萬元，要支援這個獎項的舉辦。這是一個非常浪漫的舉動，就如同我們一開始籌辦這個文學獎時，也像是在構築一個夢境一樣。
顧 《四方報》真的是一個很妙的平台，它像是我們三十多年前的「愛情青紅燈」，每首詩下面都附有作者的電話，於是就不只是發表作品，更是交友往來的熱絡場域。而移民工文學獎，對於參與者來說，滿足了他們在他鄉異國書寫的慾望，對於台灣文學來說，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現象。一來它有別於、或者是說打破了以往台灣文學獎以「美文」作為主流的寫作傾向，因為經過了翻譯的工序，說實話你根本看不出來他原先的文字是否流利和順暢。形式被降到最低，文章本身的觀察、內容和結構，就轉而成為評審們爭論的焦點。二來，移民工文學獎也開創了台灣文學的某種向度與深度，得獎者不再只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份子，而是一群在不同的場域裡，做工的人。勞動階層有其獨特的經驗，因此，把移民工文學放進台灣，也是擴大了台灣文學的邊界。最終的授獎，老實說也幾乎都是策略性的，因為內容真的太過豐富了，而且詩、小說和散文之間難以進行比較，所以重點就會落在，我們希望讓台灣人看到什麼。在這個大前提之下，去頒予獎項。而在過往作為評審的經驗裡，我發現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像駱以軍這樣的小說家，他們那敏感纖細的神經，會時常被非常悲慘的故事，以及這些故事在痛楚中訴說的力道所打動。這對他們來說，是很受衝擊的。但對於我們這些已經看得太多的社運工作者來說，會特別勾動我的，反而是呈現出自身座標的書寫者、是對台灣有所觀察和對照的作品，以及佈局精彩的虛構敘事能力。就好像去年榮獲評審獎的菲律賓移工Melinda M. Babaran，她在〈鞭打的痕跡〉這篇得獎作品裡，書寫自己如何因為同志身份，而在保守的原鄉及原生家庭中飽受虐待，又如何因為來到台灣，而得以解放自我。我想從鄉下來到台北的人，應當會對這種自由格外有感。一方面你感受到城市是冷漠的，另一方面，你又能在城市的冷漠裡，得到某種自由。他鄉異地幽微的吸引力，正是在這裡，也正是那麼複雜、毫無定性的，希望往後，這些都可以慢慢被編織出來。
潑 雖說只是熱炒時的閒聊，但當最後，真的決定要辦文學獎時，我一聽到就不禁倒退了三步。事緣當時文學獎在台灣，其實已有位階很高、離地很遠，而且總是在雕琢語言等等的負面印象，這不是一項那麼「接地氣」的活動。可是當然，我們有一個很核心的目的，是要將移民工創作和台灣文學結合在一起，是要證明，只要是在這塊土地上書寫的文字，不管是以什麼語言書就的，都可以成為台灣文學的一部分。第一屆評審團的召集人會找陳芳明，也是很策略性的，畢竟他就是書寫文學史的人。於此同時我們還找了初安民、駱以軍、沐子這些黃金陣容，就是因為不知道會不會有下一屆，所以要一出場就將王牌都亮出來的意思。策劃過程中當然也遇到很多困難。我還記得，我和黃湯姆吵最兇的部分，就是文學獎的字數限制。他認為文學獎的規格必然要有上限，但我覺得，既然是不同的語言，就不應該硬性規定字數，而且我們對於文學獎的框架已經感到很厭煩了，又為什麼要把移工書寫也套在這個框架之中呢？那時真是吵得不可開交。後期文學獎的運作上軌道之後，的確就產生了一些作用。我和張正陸續遇到台文所的、或是日本來的學者，邀請我們去談談移民工文學獎和台灣文學之間的關係，去探討外來的語言，到底能不能置放進某個國家的文學歷史之中。當然最後我們得到的結論，就是不管何種語言的書寫，都是可以被轉化，或者是被接納進一個在地的源頭的。我直到第三屆才擔任評審，但我的選稿標準和沐子很相近。作為最原初的發動者，也因為受過人類學訓練，我其實不在乎故事本身是否悲慘，我在乎的是，你有沒有書寫到生活的細節、有沒有將台灣放進你的視野之中，並且，有沒有將你的文化帶到這塊土地上，試著讓我們理解你。我還記得，我們那屆的首獎作品叫做〈海浪之歌〉，是一篇上乘之作，得獎者是印尼移工王磊（Justto Lasoo）。王磊同時也是一個讓我記憶猶新的名字，他在得到獎項的鼓勵之後，又再接再厲，於2018年的第五屆移民工文學獎中再次拔得頭籌。另一篇讓我感到非常驚艷的作品，是將印尼文化、穆斯林宗教儀式與台灣市場生態，都細緻地放在一起的〈LIR ILIR〉，通過描繪紅蔥頭米飯和有蟑螂爬過的磁磚等物件，將對於母親，以及對其手作菜餚的思念，都刻畫得非常精彩而且充滿溫度。
廖 每一次文學獎辦完之後，我都會去追蹤得獎者後續的人生。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第一屆的得獎者之一Erin Cipta，她的作品名為〈業豐和卡洛斯的故事〉，是在描繪一個唐氏症患者和一條年邁秋田犬之間的感情。來領獎的那天Erin告訴我們，這是她三年來第一次獲得休假，她還說我和張正好奇怪，我們辦了一個自己看不懂的文學獎，開了一間自己看不懂的書店。但因為得獎這件事，讓她覺得自己不再只是以往那個農婦，而好像可以多做點什麼，於是她就決定返回印尼鄉村，將自己的客廳變成了一座免費的圖書館。她寫信給雅加達的出版社，向他們索取滯銷或將被銷毀的書籍，她參加了第二屆移民工文學獎，並且再次獲獎，她甚至將第一屆的得獎作品改寫成長篇小說，要以此作為進入雅加達文壇的叩門磚。她做了好多好多的事，而這一切轉折的契機其實都在台灣。得獎之後，人生才正式開始。而即便未能獲獎，書寫也猶如磁鐵，你不知道會被誰所看見，會產生怎樣的連鎖效應，抑或是立場的扭轉。我想這就是移民工文學獎不只對於台灣文學，也對於移工與移民們的，社會性的意義之所在。
顧玉玲
一九六七年出生於嘉義市，十八歲移居台北，至今。解嚴前後受左翼思潮啟蒙、台灣社運滋養，輔大英文系畢業後全職投身工人運動，至今。曾經擔任「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理事長，就讀於交大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曾獲時報文學獎報導文學首獎、懷恩文學獎評審獎、台北文學年金。著有《回家》、《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
廖雲章
喜歡東南亞文化的中文人，相信關心與自己無關的人，就能和世界發生更深的關係，找到自己的燦爛時光。 現為天下雜誌「獨立評論＠天下」頻道總監。曾任台灣立報記者、副總編輯，協助成露茜女士創辦《四方報》、發起「師生手牽手、搖到外婆橋」計畫、創辦「東南亞移民工文學獎」、成立「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F24地板圖書館，以及發起「帶一本自己看不懂的書回台灣」運動。著有《流浪西貢一百天》（二魚文化出版）。
阿潑
受過新聞與人類學訓練，曾擔任記者、NGO工作者以及研究員，資歷多樣。曾獲兩岸交流紀實文學獎、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報導文學類獎、開卷好書獎等。著有《日常的中斷：人類學家眼中的災後報告書》、《憂鬱的邊界》、《介入的旁觀者》，合著有《看不見的北京：不同世界．不同夢想》、《咆哮誌》等。在轉角國際、鳴人堂等媒體平台持續筆耕。Facebook：「島嶼無風帶」
文｜留婷婷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狹義的澳門及台灣雙棲者，廣義的移民兼移工。喜讀小說，關注港澳文學與性別議題。一隻夏季苦暑、冬日畏寒，踽踽獨行的文字修行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