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宰治雖然在人世僅短短三十九年，卻是少數深受喜愛的作家之一。本文擬粗淺介紹太宰治與當時文壇的互動狀況。
太宰治的文友為數眾多，較為有名的有與「日本浪漫派」直接、間接關係的壇一雄、中原中也、山岸外史、龜井勝一郎、三島由紀夫；另外「無賴派」方面則有坂口安吾、石川淳、織田作之助、田中英光等人。從太宰治參與這些文學團體即可約略窺見其文學軌跡於一斑。而年輕一輩中特別與太宰治情感深厚的是，同鄉作家且在太宰治過世後為太宰治忌日取名為「櫻桃忌」的金官一。此外，太宰與小林秀雄、豐島與志雄及吉本隆明等也有過交流。除了上述的文友之外，太宰治與幾位前輩作家的互動狀況更成為日本近代文學史上的大事件。
首先是森鷗外，太宰治生前的遺願之一是自己的墓地能與森鷗外比鄰而立，一來是森鷗外就葬在太宰治居住的東京三鷹市，同時，也由此可看出太宰治對於森鷗外的崇敬程度。另外，芥川龍之介對太宰治而言也是一位影響極大的作家。太宰治自十七歲起即對芥川的作品十分傾心，第二年太宰治就學弘前高等學校，那年的五月，芥川龍之介從北海道的回程中應「改造社」之邀，前往青森市公會堂演講，太宰治懷著興奮的心情前往聆聽，然而兩個月後，芥川龍之介卻自殺了。這件事影響太宰治極大，原本積極向學的他，開始涉足花柳界，並因而結識藝妓小山初代，也就是後來與太宰治第一次殉死未遂的女主角。
接下來是扮演太宰治生活上的指導者、監督者角色的井伏鱒二。太宰治在弘前高等學校第二年，創辦了《細胞文藝》刊物，前二期是以揭發自家地主階級的灰暗面為主軸，但受到兄長的斥責，因此第三期起改向中央文壇邀稿。井伏鱒二即是投稿者之一。後來，太宰治從故鄉來到東京帝國大學就讀，即開始出入井伏家，就教於井伏。井伏對於太宰治的照顧包括擔任太宰治與家族之間聯絡的橋樑、婚姻的牽線者、強迫其住院戒毒的健康監督者，並常給予物質上的協助。另外，從太宰治給井伏的書信中也可看出太宰治對井伏的信賴狀態。二戰末期，因東京遭受猛烈空襲，太宰治夫婦疏散到故鄉津輕，在故鄉一共待了一年三個月。這期間他與疏散到廣島的井伏時常以書信連絡，他曾在一封信中說道：「這一陣子一天中有兩三個小時往田裡去，假裝自己是一個農村回歸者。我遵循著您的教導，努力地保持沉默，總是面帶微笑地聆聽對方說話……」由於太宰治長久與家族疏遠，井伏似乎特別叮嚀太宰治面對家族時的應對進退。然而對於這樣長年亦師亦友的井伏，太宰治的遺書中卻出現「井伏是惡人」這樣的字眼。關於這一點，日本學界有各種研究出籠，包括可能井伏對於太宰治晚年的女性問題有過批評與勸導，以及當太宰治為了反擊志賀直哉而動筆書寫〈如是我聞〉時，井伏力勸太宰治中止書寫，這些可能都引起了太宰治的不滿。另有一說認為太宰治在一九四七年協助井伏出版選集的時候閱讀到井伏於一九三八年所寫的〈薬屋の雛女房〉（〈藥房家的嫩妻〉）一作，深受打擊。理由是這一篇文章明顯是以太宰治與小山初代的生活為題材，然而井伏對於藥物中毒的主角完全是以局外人的冷淡態度來書寫，例如，描繪主角為了取得禁藥如何耍賴並威脅藥房老闆的新婚太太，甚至如強盜般地搶奪藥物等等，從文中完全感受不到井伏的善意。然而，井伏針對太宰治的遺書內容，於太宰治過世後寫了〈悪人にされた〉（〈我成了惡人〉）一文回應，解釋自己與太宰治關係密切，並舉例說明太宰治對喜歡的對象常以「逆說方式」來表達等等。
日本近代文學館／提供．北野邦雄／攝影
另一位是藝術派大老川端康成。川端與太宰的連結起因於一九三五年第一屆芥川獎的選拔事件。當時，太宰治的作品入圍，但最後獲獎的是石川達三的〈蒼氓〉。擔任評審委員的川端發表「確實〈道化の華〉（〈道化之華〉）充分反映了作者的生活狀態與文學觀，但依我之見，作者眼前的生活壟罩在討厭的烏雲之下，以致才華無法發揮」這樣的評審感言。太宰於隔月刊出〈川端康成へ〉（〈致川端康成〉）一文，反唇相譏這位藝術派大老「養小鳥，觀賞舞蹈的生活就那麼高尚嗎？」（太宰治針對的應該是川端康成〈禽獸〉這部作品）並且質疑川端只在乎文壇大老間的關係及商業利益（應是指川端顧及菊池寬的《文藝春秋》的商業利益）。當時文壇多數認為，太宰治處於藥物中毒及舉債的困境之中，再加上難堪的私生活被曝露出來，才會出現如此憤怒的情緒。川端其後發表〈太宰治氏へ芥川賞に就て〉（〈回答太宰治有關芥川獎一事〉）一文，說明石川達三的〈蒼氓〉獲得絕對多數的票，且自己的評語也非基於商業考量，並且態度委婉地說「若認為評語粗暴，我願意撤回……」。這就是有名的芥川獎事件。類似芥川獎的情境也發生在與太宰治有師徒關係的佐藤春夫身上。太宰治的〈晚年〉入圍第三屆芥川獎，但最後依然落榜，太宰治怪罪佐藤春夫，因此發表了〈創生記〉，公開佐藤介入芥川獎的內幕，佐藤也以〈芥川賞〉一作闡明經緯，並認為太宰治對事物的看法與世間有極大的落差。
志賀直哉則是另一位與太宰治慘烈交手的作家。一九四七年太宰治的〈斜陽〉一作引起風潮，當時甚至出現了「斜陽族」這樣的流行語（第二年又出刊了〈櫻桃〉、〈人間失格〉等具代表性的作品）。然而，志賀直哉在一九四七年秋天的一個雜誌所舉辦的文學座談會上，被問及對太宰治作品的觀點，志賀直哉回答不喜歡太宰的裝傻姿態。第二年再指出〈斜陽〉中的女性貴族滿口鄉下用語，不符合貴族身分。接著再針對〈犯人〉一作，指出在閱讀途中就已經知道結局，意指這是一部無趣的作品。太宰因此於一九四八年三月發表〈如是我聞〉一文，反擊這位君臨文壇的大老。文中嘲諷志賀是業餘作家、宛如暴發戶，過度吹捧自己，不知他人疾苦，真正的文學家應該再柔軟些，極盡謾罵之能事，並一一抨擊志賀的成名作品。太宰反問志賀直哉 「脆弱、苦惱是罪惡嗎？」這句話後來成為文壇的經典之言。志賀直哉在太宰治自殺之後寫了〈太宰治の死〉（〈太宰治之死〉）的文章，提及若早一點知道太宰治的精神、生活狀態則會出現不同的評語，但也補充說明，當時自己所接觸到的太宰的作品確實都非上乘之作，若當時能閱讀到後來完成的〈人間失格〉，則評語將會截然不同。
整體而言，太宰治生前已建立了流行作家的聲望，但當時文壇上的大老們，多數仍未能給予高度評價，其中還夾雜太宰治「有才無德」的觀點。再者，有關芥川獎，當時的芥川獎地位並不若今日般的顯耀，而太宰治卻對之異常地執著，其中應有幾個因素：首先應是太宰治對芥川龍之介懷有高度的崇敬之心，期待自己能與芥川有所連結；再者，如佐藤春夫所言，得獎可以給始終為太宰治的不名譽事件傷盡腦筋的家族一個交代。然而，另一個重要因素毋寧是由於太宰治對自己文學創作的高度自信與自傲之故吧！除了如〈惜別〉這部被視為是國策文學的作品之外，太宰治的作品可說都是對生命的誠懇回應，亦即，看似自虐式的頹廢作品其實是用血淚交織的生命寫就。如此誠摯地交付生命而得的成果，被他人以輕蔑眼光視之，對太宰治而言，此情何以堪？以上三個因素的結合，令太宰治不惜跟自己的恩師鬧翻，甚至與當時被認為若與之為敵即是走向自我毀滅之路的志賀直哉正面衝撞，太宰治即是以如此違反世間通則的方式悍衛自己的文學名譽。從世間的角度來看，確實是瘋狂的舉止，但處於身心疲憊至臨界點，卻依然全副武裝對外揮劍，如此的文學家身影確實令人動容。
◆原文刊載於《聯合文學》390期
黃翠娥
輔仁大學日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