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鳳儀說，一開始，她其實比較想要當作家。
高三宣佈自己大學要考中文系，家裡那條楚河漢界又浮出來。爸爸告訴她，去啊，做妳相信的事情。媽媽第一反應卻是：呃，等一下，那有飯吃嗎？但叛逆囝仔阮鳳儀只想用力往前飛。台大中文唸一唸，她重新開竅：唸文學的人果然還是太少。「如果要成為創作者，我想試看看當更有影響力的那一 種。」
三十一歲這年，阮鳳儀以台灣新導演的身份頻繁奔波於各個專訪現場，說話語氣親和，偶爾又霸氣外露。她不諱言想當導演最早是看中這份職業的影響力，「畢竟電影作為大眾藝術比較能和娛樂產業或我們所在的時代有對話。」彼時阮鳳儀只是想說話，並沒想好要說什麼。或許她也沒料到，比起時代，她先一步對話的對象，是自己的心結。
這樣夠誠實了嗎？
繼 2017 年的短片《姊姊》，阮鳳儀編導自己的首部長片《美國女孩》，一問世就入圍金馬六項，其中更包括劇情片、新導演和原著劇本等競爭項目，還未上映口碑已衝到最高，許多影評稱其是「近年來最棒的台灣電影」。提到劇本的起心動念，阮鳳儀答得輕巧卻堅定：「純粹是覺得我看了這麼多電影，但是我的家庭故事還沒有被拍出來。」
電影中，剛升國中的芳儀，在移民美國五年後，因母親罹癌而舉家回到台灣。雖然能和許久未見的父親朝夕相處，但台灣已成「最熟悉的陌生人」。芳儀心繫遠在美國的好友和白馬，開始和妹妹失和，與母親衝突不斷。對阮鳳儀來說，這曾是一段吃力到讓她不願回想的日子。
時間再往前推，是在美國電影學院準備畢業製作時，阮鳳儀拿著寫好的 Personal Statement 站在台上，她很抖。「那時候在班上老師叫我們把創作自述寫出來唸給大家聽。我剛開始其實不太理解為什麼。前面大家一定都是在試水溫，結果唸到後面每個人都淚流滿面，就看到有些男導演開始戴墨鏡上台。」她形容那個「越來越誠實」的過程，就好像諮商。
那時，老師總會踩住那條率先被畫好的底線問他們：「這真的是你的『最誠實』嗎？要不要再想一想？」這個疑問刻進了阮鳳儀的電影 DNA。我到底是誰、我跟別人哪裡不一樣——這是高三那個想當作家的阮鳳儀從沒想過的事。她開始寫劇本，關於她如何從一場美國大夢中醒過來。裡頭不只有矛盾卻漂亮的千禧年，也寫自己如何以妹妹為恥、如何頂撞母親的愛⋯⋯像一把梳開了青春期留在心上的倒刺，又痛又爽。
她也學著接受自己「並非什麼都懂」。製片人苗華川形容阮鳳儀的誠實使她成為一個 collaborate 的導演。有時照本排戲發現不自然，她不吝於去問場記、副導或演員應該怎麼做。求助過後，就有些生命長出來。例如她看見林嘉欣幫親生女兒掏耳的照片，和她討論改寫芳儀和媽媽的關鍵和解戲，成為全片的高光魔幻時刻；她也應莊凱勛的請求，讓他和角色原型——自己的父親見面，一頓晚餐過去，莊凱勛彷彿阮父上身。每個角色的自我創作，讓《美國女孩》有血有肉。
無論是作為一個導演，或僅是作為她自己，阮鳳儀始終如一。「我一直都知道誠實是最大的力量。所以不停問自己：這樣夠誠實了嗎？拍完《美國女孩》，我能說，我沒有任何的遺憾。」
媽媽，一種專門感知災難的生物
她的妹妹今年結婚了。婚宴當天，阮鳳儀在 Instagram 上發了張母女三人的合照，相中的她們彼此摟抱，愛意滿滿。看完《美國女孩》再看照片，又多了點「一笑泯恩仇」的意味。
電影中，姊姊芳儀總看妹妹芳安不順眼，氣她挑食，氣她不倒垃圾，氣她忘記帶鑰匙⋯⋯兩個小女生之間的劍拔弩張、愛恨交織，比兄弟關係更複雜，也更難釐清。事實上，阮鳳儀和她的妹妹只差一歲，比起姊妹更像同儕，「我們從小就是資源競爭者，競爭冰淇淋，競爭房間，競爭媽媽的愛，競爭爸爸的關注。」
姊妹關係白熱化，是移民到美國那幾年。「我看著妹妹，很明顯可以看到她跟別人不同。我當然也可以意識到自己跟別人不一樣。但妹妹就像一面很討厭的鏡子，照出妳不喜歡的自己。」而母親則像一面照出自己悲慘未來的魔鏡，對十二歲阮鳳儀來說，「我就不想像媽媽那樣。我不想要得癌症，我不想只做家庭主婦。」
為何反抗母親？她對青春的省思也被寫進《美國女孩》，成為芳儀沒唸出口的演講稿：
「這個世界上我最不想成為的人就是我的母親，因為她的恐懼會成為我的恐懼，而她的軟弱會使我軟弱。」
SARS 疫情爆發那年，林嘉欣飾演的王莉莉一邊做化療，一邊照顧兩個回台適應不良的女兒，還得擔心丈夫去中國出差口罩不夠用。大事小事、樁樁件件無法放下，王莉莉情緒不穩脫口而出：「要是我死了，看你們怎麼辦。」何以報答媽媽無時無刻的擔憂和付出？芳儀嘲諷父親上輩子一定欠母親很多錢，還是高利貸。這份無法償還母愛的愧疚也是阮鳳儀成長過程中的焦慮源頭：「華人家庭又特別容易感受到她這種付出是有代價、是要求回報的。雖然妳本能知道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當妳時刻被提醒，就會很害怕她再付出。」
母親是種容易感知到災難的生物。中文系畢業後，阮鳳儀準備申請去美國，人都還沒考上，媽媽已在擔心她生活費不夠用。甚至開始告誡她：不要拍電影，不要當導演，妳這樣壓力太大很容易得癌症。相較之下，父親總是告訴她「做妳喜歡的事情」。「我媽會覺得爸爸的放手是種不在乎。但作為女兒，和爸爸的距離對我來說是剛剛好的。我爸不會覺得我是他的一部份，但我媽會覺得有條無形的線讓我和她連在一起，所以我做什麼都很影響她。」
去年準備《美國女孩》時，逢武漢肺炎疫情，她和父母一起關在家裡近一年。她一邊寫劇本，一邊看著「今天誰洗碗」「晚餐吃什麼」的爭執天天上演。「只是我老了，媽媽也老了，就很像是糾結的毛線球稍微鬆開一點。」以為她已經無所謂被唸，阮鳳儀大笑：「怎麼可能？現在就是會深呼吸當作沒聽到啊！我也還在學著忍耐『她就是媽媽』這件事。」
心裡有觀眾
在她還只是個影迷時就很著迷家庭電影。侯孝賢的《童年往事》曾啟蒙她，小津安二郎的劇本為她所崇拜，法哈蒂的《分居風暴》和達頓兄弟的《單車男孩》更是被她反覆看到爛掉。她分享有次在國外參加是枝裕和《橫山家之味》的 QA 場，電影播畢後，有歐洲觀眾開玩笑問是枝裕和：「請問您是不是認識我媽媽？」原來地方媽媽可以突破語言和國籍的藩籬，這件事留在她心裡好久。
「我很常被問說：這是妳的故事，那妳是不是拍給自己看的？其實絕對不是。我從來沒有想把《美國女孩》拍成藝術片，一直都是以追求最大共鳴的情感為目標。如果只是給自己看，它就不會是今天這個樣子。我可能只會寫成日記，或是拍成紀錄片？」
她常問自己：做這件事最大的動力是什麼？必須這麼做的原因是什麼？「原生家庭的情感很左右我的人生。對我來說，拍《美國女孩》就像英文說的『Flip the page』——我想要翻過這一頁。而這一頁對我來說非常重、非常難，就是要花這樣的力氣、這樣的時間，用這樣的作品跟很多人一起，我才能翻過去，去到下一章。」
《美國女孩》拍少女哭著求白馬和她一起離開，拍母親燒紙錢時的無語凝滯，拍一家之主悄悄在樓梯間掉下眼淚⋯⋯，都是向家人請求原諒的示愛，而觀眾陪著她輕觸傷疤。「我覺得我被深深療癒、被深深理解了。過去從藝術或電影中得到的東西，我有能力再去給予別人。大家的回饋和影評都是對這件事的確認，是一種『原來你也在這裡』的感覺，而不是我的一廂情願。」
阮鳳儀以傷口示眾，而觀眾回報以傷口。因為她願意承認「芳儀」就是自己的化身，觀眾才得以指著戲中滿是壁癌的房子，指著林嘉欣、莊凱勛、方郁婷說：這也是我的家，而他們是我的家人。
採訪撰文｜曾勻之
1995 年生，寄居在台北的高雄人，寫作是緩解焦慮的繩索。不是在電影院，就是在網路世界匍匐前進。喜歡大銀幕上值得共感的一切，也愛那總在黑暗中現形的自溺之路。擁有一個佛系的粉絲專頁和 IG 帳號「許多事物的謎底都是普通的」。
攝影｜邱志翔
劇照提供｜傳影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