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當年，《靈山》從一年賣不到百本的書，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一躍成為全球書市的暢銷經典。這其中固然有得獎的加持，但莫不也是藝術家長久的堅持，見證了文學最終超越了時代的意義。這次越洋電訪，高行健耐心懇切回答每一個提問，從最初的流浪，到逃亡，談《靈山》，小說藝術，也談創作的生涯，以及當前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而年屆八十的他，其實剛大病初癒，還不時掛念這如今已被他稱為「故鄉」的台灣。
流浪，是對中國文化、歷史的再認識
謝旺霖（以下簡稱謝）：您曾多次在中國大山長河流浪，深入窮鄉僻壤。那些現實生活中的流浪，可有為您自身或創作上帶來什麼反思？
高行健（以下簡稱高）：我的流浪，是因為政治環境的惡劣，當時發動「清除精神汙染」運動，點了我的名。根據先前在文化大革命得到的經驗，我不得不趕緊離開北京。去到青藏高原、四川貴州，然後沿著長江流域五個月，歷經八個省，七個自然保護區，一直到東海邊，大概有一萬五千公里。
這之前，我對中國文化、歷史已相當瞭解，從司馬遷的《史記》讀到《山海經》乃至《水經注》，還對考古發掘非常關注。原來我就對中國儒家和官方正統的歷史就持懷疑態度，因為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歷史非常悠久而複雜。我認為除了黃河流域的中原文化以外，這廣大的長江流域還有同樣悠久而豐富的文化。所以那趟旅行，還有一種對文化歷史的考察在背後，我不是盲目流浪，也企圖得到更多的證實和材料，對中國文化和歷史再認識。
我到處搜集地方上資料，一般的史書和圖書館裡找不到的材料。像那些少數民族，彝族、苗族、羌族、藏族等，我得到的都是第一手材料，中國傳統的正統文化中幾乎沒有描述。而我直接採訪本地的巫師、跳大神的歌師，深入很多自然保護區，乃至於古羌人的地區，找當地對這些文化感興趣的漢人幫我翻譯，我自己做錄音。我恐怕是少有的漢人作家，深入到這些地方，實地調查，這都體現到我的《靈山》裡。
我收集的材料和筆記非常多，地方縣誌的摘錄、巫師唸經、民歌和民間史詩等等，一部分我帶到法國寫《靈山》，之後捐了一部分給斯德哥爾摩大學圖書館，還有很大一部分留在北京。我在北京的家被查封後，就完全沒有下落了。
逃亡，不僅贏得自由，而且是創作的豐收
謝：逃亡往往帶有被迫或負面因素而離開一個地方。但您經歷的逃亡，卻不僅僅如此？
高：對我來說，逃亡不存在正面或負面的問題。逃亡，第一是求生，第二是求自由。作為一個藝術家和作家，就是為了創作的自由。
對我的創作來講，我在中國的「那一生」，像噩夢一樣；到了法國後「這一生」，我贏得充分自由的表述。所以我寫作創作不斷，不僅贏得自由，而且是創作的豐收。
謝：《靈山》寫了七年，在中國起筆，到一九八九年在法國才完稿。天安門事件，是否有對寫作的過程造成影響？
高：當時德國的基金會和法國文化部都來了邀請，我請了一年創作假，終於得到許可，是新上任的文化部長作家王蒙給我開了綠燈。我先到德國，後來曾任法國駐華大使的馬騰（Claude Martin）先生，問我想不想到巴黎？由於我沒有簽證，他親自開車到德國邊境來接。我就這樣來到巴黎。
好不容易贏得的自由，不能浪費時間，所以我日夜寫《靈山》，還為舞蹈家江青的約稿，寫了劇本《冥城》，又為我作為編劇的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寫了《山海經傳》。這時天安門事件發生了，法新社每天都在報導，面對那些鎮壓，我顯然回不去了。又是馬騰大使打電話給我，一個星期後，我便去法國接待難民中心，申請政治庇護，立馬就拿到了十年居留。
於是我想中國的事情該結束了，也應該趕快結束《靈山》，面對新的生活，新的創作，否則那麼多資料還不知道要寫到哪一天。天安門事件三個月後，我就加緊把《靈山》寫完。
謝：所以《靈山》的完成，有那種您特別想告別中國的意味？
高：是，因為我完全面臨新的生活。接著就收到美國一家劇院的邀請，希望我就「六四」寫一個戲。便是《逃亡》那個戲。
十月份寫完，寄到美國，但劇院希望我修改劇本，寫成個政治戲。而我這是個哲學戲，超越他們的政治正確，沒有美國式的那種英雄。我把它寫得像古代希臘悲劇一樣，人類的悲劇，困境，不僅是政治的困境，還有內心，這麼一個哲學戲。我不願修改，自付了英譯文的翻譯費，收回版權。後來馬悅然翻譯了，因此，首度上演是在瑞典皇家劇院。這是《靈山》結束後第一個創作。
創新的敘述，和追求的語言
謝：《靈山》中，為什麼只以人稱代名詞（你、我、他／她）的方式來做敘述？
高：我的第一本書《現代小說技巧初探》（一九八一），講到小說語言的藝術。傳統中國小說的寫法，我太熟悉了。而西方小說，從古典、中世紀，到現代小說，我都評論過它們的技巧，介紹給中國讀者，並指出小說不是只講故事，應該有眾多的寫法。
我為小說藝術開了一條路，不僅是以人稱來代替人物，這也有人試過，像法國新小說派羅伯格裏耶（Alain Robbe-Grillet），但沒有人用三個人稱（我、你、他）來指稱同一個人物。這發明來自於我對語言學的興趣，我非常欣賞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學和佛洛伊德對潛意識的研究。因為這兩個前緣，一是語言學，一是潛意識的源由，我發現人的意識的形成，不是只有一個人稱「我」，還有一個「你」也不夠，必須有三個人稱。這就形成像幾何學一樣的座標系，確定了人稱的範圍，有三個象限，就可把人的意識立體化了。
物理學的現象，語言學的現象，跟人的心理、意識的形成竟不謀而合。我發現，要確認一個人物，以三個人稱就夠了，不必給他命名，每個讀者都可設身處地進入這三個人稱。因此它打開通往人的意識和潛意識的通道。人稱就是通道，而且不是一個通道，是三個通道。這是《靈山》對小說藝術的貢獻。
謝：您在寫作上，特別著重文字的聲響，是否有個人獨具的創作方式？
高：這得談到語言的本性。語言，法文的意指「舌頭」（Langue）。文字的書寫在語言誕生之後，可現在有些作家玩文字遊戲，卻忘了語言的原本是聲音，通過聲音，語音，直接訴諸聽覺，而且要傳達意義和感受。傳達聲調，情緒，這是單純的文字，難以做到的。
這種認識又來自我從小喜歡戲劇、演戲、導戲，組織劇團，又做了很多演員的工作。所以對我來講，最有趣生動的語言，是活的語言，在舞臺上，直接面對觀眾，立即打動觀眾，達到共鳴，不是挖空心思去修辭。我的小說都是用這樣的語言來寫。
為了聽得見自己寫的東西，那麼我就用錄音。我很多的作品第一稿都是錄音，像《 靈山 》裡有的整章節都是先有錄音，然後再細緻反覆修改。所以這個語言對我是活的，它是憑聲音直接可以引起共鳴，喚起感受、感覺，這樣才是我追求的語言。
謝：在創作或寫作上，您最注重的是什麼？
高：要真有話可講。我寫這些作品，都有話可講，而且不講別人已經講過的。一定是我有新鮮的話可講，有我自己的感受，也想跟讀者或觀眾交流。
我寫作上，一定得有新鮮的感受，一定要找到新鮮的表述。所以，我寫的戲都沒有重複，小說也是這樣。
謝：您對新思想、新表述的追求，儘管面臨出版的問題、現實的挑戰，也不曾絲毫動搖過？
高：因為是創作嘛！我所做這一切，都不為掙錢，我也不投合時尚。就像當時《靈山》在台灣出版，第一年只賣了九十六本。連法國這樣特別重視文化藝術的國度，法國六大文學出版社都不接受，最後找到普羅旺斯一家很小的出版社。沒想到，書一出版，法國各大媒體竟然一片讚揚。不過當時這書，仍不賣錢。
我的法國朋友說，要不在大學裡幫你找個教職？不然你怎麼生活？我說不必，不用擔心，我的畫賣錢，我幸虧能以畫養文，讓我僅自做我想做的創作，不必顧忌收益。
呼喚新文藝復興
謝：您不僅是作家，戲劇家，畫家，藝術的領域更延伸到電影，當起了電影導演？
高：之後，我又轉向電影。我從小就對電影有興趣。大學一年級時，寫了第一個電影劇本，但不是通常那種講故事的電影，當時就已經寫成電影詩了。這跟那時讀到俄國電影大師艾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的論《蒙太奇》有關。
電影這種綜合藝術，包括：聲音、畫面、語言、表演、舞蹈、音樂、形象、色彩等，這些我都瞭解，對我來講，又是一種新的表述。所以，我最後一階段是電影創作，《側影和影子》、《洪荒之後》、《美的葬禮》三部電影詩就是這麼來的。
謝：近年來，您幾度提出「呼喚新一輪文藝復興」的說法。這似乎是對現今文化現象的一種批判。這「新一輪文藝復興」指的是？我們當前該如何實踐？
高：我「呼喚新一輪文藝復興」，並不是說我們要重複歷史上的文藝復興。那些十五、六世紀的藝術家們，既然從中世紀黑暗窒息裡出來。那麼，我們今天為什麼不可以從二十世紀的意識型態裡出來？這些意識型態，約束人們的思想，像馬克思主義、民族主義等；藝術上的現代主義、當代藝術變成了觀念，變成僵化的教條。
所以我呼喚從二十世紀那些僵化的意識型態裡出來，充分開放思想，自由表述人對世界新鮮的認知。
這不是由哪一個政黨來呼喚的，也不是國家的文化政策。這首先是藝術家個人的事情。問題在於你自己是不是有新鮮的表述？你要不要從意識型態、框架、教條、時尚、市場裡出來，傳達新鮮的感受和新的認知，達到思想和精神的昇華？
如果藝術家有這種覺悟。我以我自己為例，那麼在禁錮之下，仍可以突破，找到自己的路，自己的表述。而且還能同世界其他的藝術家溝通和交流。
因此，我對台灣寄予很大的希望。台灣雖小，但你看對抗這次新冠病毒，台灣幾乎沒有受到什麼影響，可歐美西方這些工業大國卻多麼嚴重。這說明台灣人對世界的認識，社會的健康，超乎人們的想像。那麼台灣的藝術，更不該走二十世紀那些老路。我們應該找到新鮮的表述，給世界提供新鮮的認知。古希臘那麼小的地方，居然創造那麼輝煌的文化，影響全世界。台灣何嘗不可？在台灣思想是自由的，社會是富裕的，台灣又是開放的、對世界對西方東方都沒有禁忌，台灣的藝術家們，何嘗不可以掀起新一輪文藝復興？
謝：今年是《靈山》中文出版第三十年，同時是您獲諾貝爾文學第二十年。如今回望，您有什麼感想嗎？
高：我到法國三十二年，直到去年發現腸癌，大病一場。先是兩次大手術，還有化療半年。除了這一年以外，我在法國幾乎沒有真正的休假，工作總排得滿滿的，把時間充分用在創作上了。今年八十歲了，我這一生，可慶幸的是沒有浪費掉。
採訪撰文｜謝旺霖
一九八○年生。東吳大學政治、法律系雙學士，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碩士，目前為文字工作者。著有：《轉山》、《走河》。曾獲雲門舞集「流浪者計畫」贊助，文建會「尋找心中的聖山」散文首獎、桃園文藝創作獎、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學類創作及出版補助，誠品年度華文創作排行榜第二名，金石堂年度十大最具影響力書籍，二○○九年台北國際書展大獎「非小說類」入圍等。《轉山》二○○八年十月由廣西師大出版簡體版，並於二○一一年改編為同名電影在中國大陸上映。
圖片提供｜高行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