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點書評】讀徐則臣《北上》：永遠相同的航行，總有支撐的體系

談及中國七○後作者，徐則臣自是最受人注目的一位。出身北大，創作不輟，幾乎就是背負著許多人期待的中國文壇明星，一個中堅的位置、扛著中國文學前景的大旗、也備受評論者的好評，此些年來，其創作更自覺性的挪用起各類關乎社會的議題（郝譽翔也有類似的判斷）；如《跑步穿過中關村》（2008）的賣假證社群、假借主人公發聲議論、欲將「七○後」代際詮釋囊括於己的《耶路撒冷》（2014）、動用海歸教授與庶民百姓矛盾的《王城如海》（2017），這樣的創作軸線，顯然是想要扛起中國社會描摹的圖景。一個開初由小鎮青年、成長小說起家的創作者，踏上了匯合個人與群體，或將群體吞併於個人，簡而言之，就是「中國國族」的使命。

新作《北上》（2018）浩浩湯湯，就長度與內容而言，又是一本類若《耶路撒冷》的作品。文案也擺明了道：「一個民族的秘史。」針對著申遺成功的京杭大運河，虛構與紀實，鋪演相關於運河的人事與歷史，顯然是發掘與張揚著，那可為中國人驕傲的遺跡（即小說中所言：「祖先的土地」）。它的一個最顯眼的特徵，便是體積。《耶路撒冷》四十五萬字，《北上》少說也有三十萬字，彷彿見其企圖心。連帶而來的問題是：那這樣的作品是如何結構的？聲稱要寫一條河的流向及民族的命運，創作者又是如何寫起？透過這麼大規模的文字，創造出了什麼？

說實在，這本書四百餘頁，耐著性子看了一百五十頁，我就無法看下去，要不是為了寫書評，為要負責起見，大可以就此判定；但即使看完了全書，原先的判定依然相同。而且讀這小說幾乎毫無樂趣。一個可見的特徵是：所有的人物都像是作家本人的代言，幾乎無有什麼價值衝撞，有的也僅止是一種類型的遊戲。這部小說比較像個筐子，創作者想要講什麼，就直接放進去，或用類型般的人物呈演說明；幾乎沒有折曲，就是直線式的一通到底（《耶路撒冷》也差不多是相同的），不稍時就看到跳出來角色、但也同時是作家對於各種事物的說明與認知（添加了大量科普知識，而多處毫無轉化：這位小說家似乎渾然無所覺，讀者要看到的不是知識，而是作品）、他的個人信念，與各般可說是理想主義者的哲理教諭（借用作者愛說明自己的詞）──在一定程度上，這也約莫是創作者為什麼可以這麼快速而大量生產作品的原因，只要構框成型，靶子已經畫好，剩下來的工作就是把內容與細節填加進去而已。

小說來回於幾個不同的時點，但大抵而言分為民初與當代兩個時點，來回穿插。以各般簡單的類型人物：單純而熱愛中國、心有嚮往的外國人小波羅（他喜愛馬可波羅。而這設置顯然強調中國的光榮感，強調一部分的「悅納異己」），對著照相機、新事物感到驚懼的鄉野人民（即《西洋鏡》），胸懷壯志的知識人、曾經的漕運翻譯員謝平遙，想要攝製《大河潭》運河紀錄片的節目負責人、謝平遙的後代，持守跑船營生、固執但又敬謹的老船夫邵秉義……一干人等輪番上陣，表演起連結古今的戲劇，而處處充斥著顯明的寄寓。它用各般藝術與對話，自相說明起小說的狀況、與個人欲表現的關心（如「我喜歡慢。有時候慢未必是慢，可能是快，只是我們沒看出來。就像舊有時候並不是舊，而是更新。」頁209）。用各種的比喻，如記者與攝影，來照出一條河上的風景。表面上，小說在內容中曾刻意提及《清明上河圖》，但它其實缺乏那種全景掃描的細膩，一個個安插的，均是刻意為之的演劇（遠不及沈從文），要父子衝突，即父子衝突，要勾陳反洋情緒，即衝突而起，將之化為布景──作家還曾經高揚道，中國當代文學創作的形式探究不足；然而這本要作為某種時代想像與見證的作品，其功底不知道稱不稱得上寫實主義（還是稱為類型劇即可？），但無論如何，似乎毫不曾意識到，在現代主義的視野裡，以這樣的認知與關懷、這樣的世界觀，實在不需要耗費這麼多的文筆。沒有哲學。把一小點撐開，敷衍成作品，意義是相當有限的。作家想要講的東西，不必然需要用這麼長的篇幅處理；長篇的體積，不必然有著相對多的容積。就是與十九世紀的寫實主義小說相比，以我而言，這本作品也缺乏了種讓人沉浸的魅力。

就一個局外的觀察者而言，自《耶路撒冷》（2014）而來，本就位居中心的徐則臣，似乎更堂而皇之地站上了中國文壇的中心，亦展現了旺盛的創作企圖。但其實，再怎麼張擴發揮其議題，背後的世界也是相仿的，它無有孔隙，無能歧出（甚至鑿痕處處），只是成全於一個大主體的格局。歷史該當如何表現？在台灣曾經喊著超越國族與建立國族的聲音並起的這些時節，彼岸的作品，至少在徐則臣與現居於香港的葛亮的作品，我以為他們倒是對於中國的主體，居之不疑──都刻意用各般機緣巧合，讓歷史的物件傳承，得而延續。徐在《耶路撒冷》與《北上》開先，都安排民族主義式的激進人民，而讓主人公彷彿與之隔離。但這樣的寫作姿態，恐怕也與一種民族自覺的姿態無異，縱有再多的分身，也只是一個個複製，將所有的資訊，吸收入自己的囊袋；這樣的寫作，總是依據著自身的企圖，逕自催動，並以為加大「中國」的行旅，承著那集體的水勢，往前航行，便是如此而已──識者不信，姑舉一例：小說中的一位敘事者，說他製作影片時，寫了旁白這麼一段：「這個鏡頭讓我想起了敬業、忠貞和相依為命，讓我想起了不忘初心、方得始終，讓我想起了命運、光芒和不廢江河萬古流。」（頁131）而他說，這樣的文字，能把「送盒飯的劇務都煽哭了」，可是真的嗎？我不太相信，局外人看到這段（恐怕肉麻得緊的）表述時，能有相同的心情。那也就是作家小說的常態了，反正在那樣的大主體世界中，要初相識的女性愛上滿嘴油滑的男性，就讓她愛①；要讓人為了偉大的江河哭泣，就讓他哭泣。可不是如此？只要體積足了，主題看來宏壯了，關乎那偉大的國度，外邊總有人，總有支撐的體系，可以聲稱，這樣的作品，有著多大的格局。

註：
①徐對於女性的描繪，以及其恐怕是男性中心的世界觀，當另文論證處理。

文｜黃健富​
暨南國際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著有《傷、廢與書寫：童偉格小說研究》、〈無聲之聲：幾個斷片，讀袁哲生〉、〈掙脫負累，或反身的看見——房慧真散文中的主體與視界〉、〈此界‧彼方：七年級小說家創作觀察〉、〈誰能在漫長的旅途中得到安慰──讀路內《慈悲》〉、〈我，和另一個我：曹寇《屋頂長的一棵樹》〉等論文。曾獲磺溪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