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訊號」，除了是科技社會的一種記憶接收與使用元素，也包含了人們互通的對話，甚至求救的語言。而失智病人像是突然從現實世界消失，不知去到了哪個世界，等待那個能被他們記得的瞬間，就是彼此重新收到訊號的瞬間。
Q 此部長篇小說書寫了三年時間，期間經過如此的大疫病時代，含括成一部分的背景，亦對照成了人物的生活史與生命史。您曾為了這本小說做了田野調查，是否可以分享些許經歷？
A 我剛結婚的時候，婆婆出現了輕微的失智症狀，她是一個很溫和的病人，只是時間感很混亂，搞不清楚現在是白天黑夜，吃了飯後，可能過了一個小時，她就會問你「怎麼還沒吃飯啊？」諸如此類一直重複的發生。
八○年代初期還是沒有網路的年代，「失智症」這個疾病在當時並不會特別讓人注意，台灣也沒有太多報導跟研究，大部分的人會覺得那就是老人退化，把它當成健忘。
我每天都會看報紙，也在報紙上讀到了這個資訊。帶婆婆去做檢測、確定她是失智症之後，每次定時帶她回診時，我會跟醫生報告她這個月的表護，或是跟政府、社會局申請的喘息服務，都只是讓你暫且休息一下下，最後要去面對的，還是自己。所以我就覺得應該是寫這個題材的時候了。
雖然我照顧婆婆的時間大約五、六年，很短暫，但是我跟她貼身相處在一起的鮮明記憶，就算過了二十年我都不會忘記。照顧婆婆的那幾年，我經常在大腦裡面做一種「交換」的工作——我想，倘若那個失智的人是我，我變成了一個記憶空洞的人，活在這個世界上，我還稱的上是一個人嗎？那時候其實已經在思考，我要用什麼樣的敘事觀點寫這個小說。
我是一個寫小說不寫大綱的人，可能會有一個人物形象，或有一個核心的主題。我寫長篇時，一天會推進一千字，有時候手感很好，但我也不會寫更多，我會停在一個明天可以接續下去的地方，剩下的時間，我會打開每個人物的「衣帽間」，然後整理一下。有時候衣帽間裡的那些物件細節，寫著寫著，我就會知道，哪一段可以把它鑲嵌到我所寫的進度裡面。
另外，一些長照病人的紀錄片、社會局的照護網站、臉書的「愛長照」社團，照護者都會在上面分享一些心得與疑問，許多醫師同時會在裡面進行解答。我做了一整天的功課，可能只能寫一小段，或是一個對話，然後編織進去我的小說，但那個不是做白工，它都會成為我田野調查的一個累積情感的部分，而且會愈來愈厚。
Q 如同孫梓評的短論，此部小說的獨特性，或許就在於如此「以病伴病」的情狀。「失智症」雖是其中的軸心，但小說人物同時也帶有各自的身心病癥。您在依次為人物造像之際，關於身體的思索、內在的梳理，試圖突顯更多的會是什麼？抑或，為此改變了什麼樣的書寫風格？
A 一開始只有設定兩個病症，我要寫「失智症」跟「早發性阿茲海默症」。但這兩個一起寫是很難的，因為一個是長期記憶的流逝，一個是短期記憶的斷片。如果你一直在寫這個疾病，那會很像醫生在寫病歷。疾病本身就是一個很沉重的題材，我應該要使用一個比較輕盈的人物。主要說故事者就是小任，是一個軟爛的宅男，喜歡打線上遊戲，所以裡面會有另外一條附線，有大量的次文化和線上遊戲術語。例如大熊習慣追隨話尾，其實跟失智症病人很像，會重複一句話不斷地說，而這樣的設計是有呼應的在影射失智症。
我過去寫的兩本長篇小說《缺口》、《藏身》，文學性會比較強，結構也好隱喻也好，可能會讓讀者不知道為什麼要這麼設計。這一本，我刻意採取推理小說的寫法，期待讓讀者不可自拔地一頁翻過一頁。小說的謎非常多，情節是不斷地翻轉又翻轉。裡面幾乎每一個小節，我都用了極短篇的手法在操作。
Q 您在後記裡提到，創作的起始源頭，除了患病的婆婆之外，在書寫完成後，隨著時間更意識到，這或許也是一本「寫給父親的小說」。這部小說的主要病症，亦是一種血親之間的「遺傳」可能及其連結。小說的確有種「家變」般的場面調度，也包括空間界線的消失或屏蔽，身體或生活的離群與脫出；日常被重複碾平，有種生存的逼仄感。家庭關係如何影響您的書寫，您又如何保持「安全距離」？
A 安東尼‧霍普金斯在電影《父親》（The Father，2020），飾演一個失智病人，發病後是女兒在照顧他，過去他意氣風發、很強勢，今天變成一個病人，但他還是很想在女兒面前保有那種姿態。後來進入了妄想，錯認了他的看護是他的女兒。最後那父親失智症可能到了第四、第五級，開始有攻擊暴力傾向而被送進了安養院。他對看護說起，母親為他取名的意涵，希望他像一棵樹這麼強壯，可是現在的他已經失去了所有的葉子。他不知道自己發生了什麼事，但他某些片刻確實能回到現實世界裡。這部電影，讓我得到關於父親這個角色應該要怎麼描摹得更內斂，因為東方父親的角色，是不輕易示弱的。
記憶它很迷人的地方，就是在於它會被錯置、會被誤認、會流失，會反覆又重來，一直寫著這些不同的樣態。其實我在小說裡建構一個我理想中的爸爸，即使他知道他失去了片斷的記憶，他還是覺得他的兒子一定很想念媽媽，很想念那個本來很圓滿的家。我自己的家庭就像海明威所說，不幸的童年就是作家源源不絕的創作寶藏。我一直在我的小說裡，處理「被遺棄」這件事情。以前一本小說可能只能處理一個人，這一次我同時處理兩個人。我會藉由不同的人物幫我尋找答案，其實也沒有什麼真正的答案，那應該就是我抒發的一個缺口，那個缺口一直在我心裡。
Q 小說最後為什麼會做這樣的情節設計？您在引語中，使用了海明威的《太陽依舊升起》，您對「真正活過」的想望是什麼？
A 我覺得失智狀態所指涉的那種「收不到訊號」，其實很美，因為我們誰也沒有去過那個失憶的世界。我們誰也不知道，那個失去記憶的人是否不快樂。而我覺得遺忘才是真正的快樂。
海明威的這段話，我把它寫成memo，貼在我的筆電前，我認為忽然間失去記憶的人，他們絕對來不及預想往後的人生規畫，然後就成為了一個沒有思考而且空洞的人。失智者是沒有選擇的，只能頂著時間感錯亂、斷片的那些記憶，沒有邏輯、沒有尊嚴地過完他那種不斷流逝的人生。
過去這幾年，我真正活過，就是在完成作品的那個瞬間，我會覺得，我不只是真的活過了，我會順便活進我不認識的陌生人的人生裡。
《此處收不到訊號》
凌明玉，時報出版
《此處收不到訊號》是凌明玉的第三部長篇小說，罹患憂慮症、社恐且失業的主要敘事者小任，經由父親的請託，回返家鄉照護第三級失智症的奶奶。透過輕盈幽默的傳訊對話，隱喻著人與他者之間的危脆關係；而時代的動態、生活的細節、各種疾病的深刻，以及家屋裡的祕密，種種翻轉的情節，如失智症般，映照出一個沒有解方的未來。
採訪撰文｜林妏霜
攝影｜小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