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推薦】報復性小說——在疫情期間身心安頓 《大疫年代十日談：世界當代名家為疫情寫的29篇故事》推薦序

天災人禍之際，人們可以在哪裡獲得身心安頓？我建議，小說是提供庇護的選項之一。《大疫年代十日談：世界當代名家為疫情寫的29篇故事》就是一個近期的極佳範例。2020年全球疫情爆發，人們心力交瘁，幾乎不可能讀寫小說，或從事其他藝術活動；但是也有人卻在小說找到浮生的寄託，不但體驗人生可能一再創生小說，也體會小說可能一再延續人生。

《大疫年代十日談》顧名思義，跟文學經典《十日談》致敬。兩者都是瘟疫促成的故事集：《十日談》中，一群人為了逃避疫情，只好躲起來，圍在一起交換故事解悶，簡直像是一個戒菸戒酒的「成長團體」；《大疫年代十日談》中，二十九位作家為了排遣疫情之苦，被迫居家隔離，分散世界各地，像是成長團體的虛擬線上版，也同樣交出故事。在古早的《十日談》到近期的《大疫年代十日談》之間，各種瘟疫在歷史長流一再浮現，也一再催生一波波小說奇葩。

台灣讀者其實早就知道瘟疫和文學的緣分。早在COVID和SARS之前，我們就已經領教愛滋帶來的壓力。COVID跟愛滋很像：我們熟悉的台灣防疫團隊（羅一鈞等人），以及美國今日最著名的防疫專家佛西（Anthony Fauci），本來就是愛滋防治的老手。1980年代愛滋在美國爆發之後，美國、台灣以及世界各國陷入恐慌，卻也不約而同在文學和藝術尋求安慰。人們都說台灣1990年代的同志文學黃金時期要歸功於1987年的解嚴，但我一直認為，我們反而應該上溯到1980年代初期的愛滋焦慮。正因為疫情燒炙人心，所以作家、讀者、愛滋當事人都轉向書本以及其他藝術，尋求安頓。

愛滋以及各種疫情，證明一個詭異的定律：疫情未必扼殺小說，反而可能激發人們更緊密擁抱小說。為了說明這種奇妙的歷史傾向，我啟用「報復性小說」這個說法。因為疫情逼人太甚，全球民眾一有機會喘息，就投身「報復性消費」、「報復性旅遊」，以及「報復性小說」。為了充分說明什麼是「報復性小說」，我在談論《十日談》和《大疫年代十日談》這兩部短篇故事結集之餘，也想到卡繆的長篇名作《瘟疫》。《瘟疫》篇幅宏大，比篇幅短小的故事更能夠廣泛觸及群體與個人的多元面向。

法國作家卡繆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以《異鄉人》和《瘟疫》聞名於世聞名。1947年出版的《瘟疫》描繪阿爾及利亞濱海城市奧蘭的鼠疫，簡直預告了2020年和2021年的全球慘況：因為鼠疫，奧蘭官員斷然封城控制疫情；因為封城太突然，家庭和愛侶在沒有預警的情況下被拆散；人們無法回到封鎖的工作場所上班，失去生活重心；因為預期匱乏，大家搶購並且囤積民生物資。

疫情帶來的巨變將人拋擲到孤獨的黑洞裡。為了平緩孤獨感，人們更加需要「人與人的連結」。在1940年代，人們依賴傳統郵政通信。但奧蘭民眾再也不准寄信——因為信紙可以帶著細菌突破封鎖線。為了滿足與人連結的需求，大家上門泡酒館，以便證明自己仍有存在感。人們也湧入電影院，重看一再重映的老電影。上電影院乍看跟與人連結無關，卻促成奧蘭民眾跟法國維持連結。當時阿爾及利亞屬於法國殖民地，法國算是阿爾及利亞的「內地」。疫情打斷兩地的互相依存關係之後，奧蘭民眾卻可以藉著在電影院觀看來自法國的電影，腦補奧蘭跟法國之間的同步連線。

因為科技發達，今日疫情底下的民眾比1940年代的《瘟疫》眾生更加浮誇：人們擁抱「報復性消費」和「報復性旅遊」，用來抵銷一波又一波的消費不便（因為店家被迫關門等等因素，所以消費不便）和行動不便（既然出國旅行已經出局、國內旅行經常停擺，居家隔離更是家常便飯）。此外，我認為「報復性上網」和「報復性工作」也成形了：民眾再也不必寄出信紙給親友，卻可以全天候掛在網路上面跟陌生人交換疫情謠言；不必上電影院跟世界同步，卻可以在網路串流平台追趕韓劇進度。疫情固然逼迫工作場所暫時關閉，甚至拉高失業率，卻也有人趁疫情不便出門之際，加倍拼命賺外快：他們化為打工仔，接單外送食物，當網紅誘人刷卡贊助，結果比疫情之前更過勞。

有些人開始呼籲民眾克制各種「報復」行動、改用「永續型旅遊」或「感恩式消費」度過疫情難關。但我覺得這些良心呼籲似乎誤解了字義：報復型消費等詞的報復，是指「變本加厲」、「加倍奉還」，有死裏逃生的感嘆，也有溺水者爭取換氣機會的意味，跟「仇恨」、「毀滅」未必有關。

上述種種另類報復，也可能換個角度促成永續和感恩。因此，我樂見疫情催生出「報復性小說」：指疫情期間，人們變本加厲投入小說懷抱的行動，包含閱讀小說也包含撰寫小說的行為：因為人們不能上街上班，所以終於被迫面對自己累積已久卻從未碰過的書堆；也因為人們身心不安頓，所以終於甘願抄經，或是寫日記寫書法，甚至開始寫故事。跟充滿聲色刺激的「報復性上網」相較，「報復性小說」提供更加紮實素樸的慰藉。在疫情期間，網路固然提供情報，卻也餵養我們巨量假訊息、不分性別各種專家的「男性說教」，以及從政客到家人祭出的情緒勒索。電腦網路的疲勞轟炸在疫情期間更加猖狂，但只有文字沒有影音的小說世界仍然寧靜。而且，跟K歌、聚餐相比，讀寫小說本來就是特別便宜的娛樂與休息，窮人也負擔得起——畢竟，二手書和稿紙價格低廉，甚至可以免費索取。

《瘟疫》的角色之一就是藉著每晚寫稿維持身心平穩，《瘟疫》作者卡繆自然也藉著撰寫這部小說面對世局的荒謬。《大疫年代十日談》的諸多故事也揭示疫情如何誘導作家深呼吸，重新勇敢認識亂世。例如，《使女的故事》作者，科幻小說巨擘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在〈沒耐心‧葛利薩達 〉這篇小說中，描寫一個外星人在疫情期間看守一批又一批地球人。這個外星人外表頗有「克蘇魯」神話角色的風格（也就是很像電影《異形》中的怪物），試圖用俗爛的童話安撫被迫隔離管理的地球人。中國出身的小說家李翊雲（Yiyun Li），雖然在美國獲得文學獎肯定，但也受盡文學光環帶來的心靈磨難。她的〈木蘭下〉寫出因為疫情所以增加更多變數的家人生離死別。近年來美國文壇聲名大噪的台裔作家游朝凱（Charles Yu），在〈系統〉堆疊的字句彷彿來自網路瀏覽器吐出來的搜尋結果，暗示網路使用者從人類蛻變成機器人的異化過程。《雲圖》作者大衛．米契爾（David Mitchell）在〈若希望就是馬〉，則展現防疫的隔離制度強化種族歧視，並且將眾生推向妄想的深淵。

卡繆《瘟疫》指出，在疫情陷入苦戀的人很幸運，書中那位孤獨的寫作角色也自認好命，因為他們忙著戀愛或忙著寫作，所以不至於全心全意擔憂疫情。報復性文學提供庇護，並不是讓人逃避現實，而是讓人持盈保泰：在大難臨頭之際養足力氣，才得以在適當時機重出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