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偵探事務所》的作者賴慈芸挖出戒嚴時期的翻譯亂象,當時許多譯者被視為「投匪」或「陷匪」人士,再加上版權法尚未實施,導致台灣出現將譯者(多次)改名大量翻印的情況。這種幾乎是為熱愛作品做功德的翻譯熱誠,看在以翻譯維生的我眼裡,情緒實在特別複雜。
翻譯是混搭的工作,明明譯者只是交出一本書,但卻要能解讀、能創造、能跨文化、能為作者服務,又要能發展自我工作信念。就算時局穩定,譯者要多方兼顧都有困難,更何況是時局不穩的年代。《翻譯偵探事務所》的作者賴慈芸挖出戒嚴時期的翻譯亂象,當時許多譯者被視為「投匪」或「陷匪」人士,再加上版權法尚未實施,導致台灣出現將譯者(多次)改名大量翻印的情況。這種幾乎是為熱愛作品做功德的翻譯熱誠,看在以翻譯維生的我眼裡,情緒實在特別複雜。此外,在作者追查譯者真名時,也讓人不禁好奇編輯在這個混亂產業鏈裡的位置,以及他們改寫譯文的各種考量。
隨著賴慈芸一一還原譯者真名,讀者一方面能理解當時政治對於文藝圈造成的高壓氛圍,也可窺見人的情感如何透過翻譯被塑造出來。比如《伊索寓言》被超譯為反共故事,放在蔣介石棺材中的《荒漠甘泉》充滿政治意涵同樣也是極端例子,另外比較有趣的例子,是夏濟安翻譯作者M.史勃格(Sperburg)的反共小說《草》,雖然原名直譯為「燒毀的荊棘」,夏濟安本人也知道書中強調幻滅的心境,卻仍以「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積極心態作為翻譯策略,無論是真心相信,還是為了符合出版環境,都是時代在譯者筆尖留下的痕跡。前陣子皇冠出版了一本日本自傳小說《老公的陰莖插不進來》,本來怕直譯書名會造成爭議,一度想改翻《進忌話題》,但畢竟時代氛圍開放多了,最後在台直譯也沒造成太大波瀾。
有趣的是,透過這本書,我們也能窺見「好翻譯」如何因為不同觀點而出現的差異。由於受的語言訓練不同,再加上採取「歸化」和「異化」的差別,同樣段落可能出現風格迥異的譯文。根據書中描述,賴慈芸似乎比較欣賞歸化派的譯文,也就是強調意譯並淡化文化隔閡。不過在意譯與直譯之間,總有個幾乎只有譯者完全理解的轉檔世界,之前韓國作者韓江的《素食者》贏得英國曼布克獎後,也爆出譯筆比原文好的爭議,這究竟是意譯的失控、誤譯的示範還是純粹的超譯呢?身為譯者,還真希望有人再寫一本「譯者心靈偵探事務所」呀。
翻譯偵探事務所
賴慈芸 著
蔚藍文化 出版
台灣受到二次大戰後政治因素與戒嚴時期的影響,「投匪」或「陷匪」的譯者之作不能在光天化日下出現,出版社或基於文化使命、文學喜好,或在商言商、有利可圖,於是將舊譯易容改裝、借殼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