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剪雲以歷史素材為磚，用小說推砌一座屬於台灣島嶼邊緣人的城堡。誰說歷史小說只能寫百年前的事，誰說當代人不能書寫當代史？「叛之三部曲」寫二二八事件、寫白色恐怖、寫中壢事件、寫美麗島事件、寫太陽花學運，寫那些你我生命曾經走過，卻來不及看清的道路。或許大腦的記憶會將過去包裝成一場夢，但小說的技藝卻令其從心底浮現。
歷史書頁裡的島嶼妏聲
Q：台灣一直以來都有歷史小說的書寫傳統／風氣，你對「叛之三部曲」的定位是什麼？覺得與台灣過往的歷史小說書寫有何不同？
A：歷史一向是任由當權者打扮的小姑娘，因此歷史小說書寫都想補白這一塊，關於時代、歷史事件下的人，以及他們的選擇。在重大事件發生的時候，活在當代的人們往往自己都不曉得真正發生了什麼事，之後才由歷史學者以「自以為的客觀」重新拼貼這一段歷史，在「百年以上才能算歷史」的謬誤中為當權者塗抹脂粉。
我們當代人為什麼不能去追究當代的歷史？這也是我為什麼要以近代史、現代史為小說背景書寫的理由，我在第一部《忤》談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後，國民政府登台的年代生活，而這次的《逆》接續前部二二八事件後的大量移民及白色恐怖，最終的第三部《叛》，將談及二○一四年的太陽花學運。
其實二二八事件坊間很多人寫過，大家都知道天馬茶坊，那南方的我們呢？難道我們沒有受二二八事件影響？我生活在南方，我是庶民，我是女性，有著許多邊緣的身分與經驗，這是讓我的書寫不同於其他作家的地方。許多歷史小說書寫者經常會將書寫定位在有名人物和重大事件上，但我認為事實上每一樁歷史事件，受到最大影響的是庶民，也就是一般老百姓，而其中處境最悲慘的是女性，她的丈夫或親人可能被捕、可能死在獄中，但這些女性面對這樣的遭遇卻無能為力、無法反抗，只能自我承受。
因此，關於她們的外在處境及內在心境，是我一直以來很同情的部分，也呈現在我的歷史小說書寫之中──南方、庶民、女性，這就是我的中心點。
Q：「身分界定」一直是小說所觸及的，包含族群問題、階級問題，特別是小說裡面所描述到的外省眷村中，還有身分上的差異與分別。可否談談對這部分的觀察，以及在小說中的應用。
A：屏東是一塊歷史的沃土，很早就與外界接觸，也發生過琉球漂民、牡丹社等等國際事件。這裡的族群複雜，有客家人、河洛人、原住民以及外省人，光是外省人就能再細分成「眷村裡」和「眷村外」，眷村裡的被政府保護，他們有官階、薪水，有遮風避雨的房子也能溫飽，在那個終戰後普遍貧窮的時代，他們羨煞外頭的人，而那些遺留在眷村之外的外省人卻是孤苦伶仃，在偏遠的鄉間偶遇他們撿拾資源回收的身影，際遇完全不同。
在故事中我也以龍鳳群和劉國忠的故事帶出：即便同是眷村出身，也有階級之分，既然如此他們又怎麼會接納外界的人事物？不同族群之間很難做到相敬如賓，往往是互相誤解及排斥，這也是我在《逆》中不斷探討的「身分界定及認同」問題。
人們不僅以籍貫和官位家世區分彼此、分定階級，小說中林素淨親受眷村同學嘲笑本省同學所謂台灣國語的震撼，或是首部曲不斷提及的語言問題，也都是人們進行判定的標準。而他們對於本省和外省的界分，竟又是以一九四九年撤退來台為時間點，不過歷史學者在研究二二八事件時只關注外省族群和本省族群，卻遺漏了像是林素淨這一類的「遺民」，他們既無法融入本省，又不被外省接納，成為了邊緣人，我也企圖打破這種政治文化主流的界定方式，為這些被遺忘的邊緣人說出他們的故事。
Q：這部小說可說是女主角林素淨的女性成長小說史，而貫穿主題有一重點是「愛情」，像是中學時期與龍鳳群的同性之愛，與劉國忠之間的誓言約定；到大學後面對鄭家安固執而堅持的追求，以及黨外分子邱生存的浪漫與柔情。小說似乎在這兩個時期刻意安排著林素淨面對愛情選擇時的掙扎，於愛情關係中處於主體的思索。請談談這部分的小說設計與想法。
A：我想談的要從《忤》說起，第一代的愛情柔美又單純，女子能守著一個丈夫或一份愛情過一輩子；但到了《逆》這一代，林素淨可以在龍鳳群和劉國忠之間擺盪，也在鄭家安和邱生存之中游移。她面對「愛」的選擇是什麼？林素淨在同性和異性之間遇到不同性向的選擇，也走上愛與被愛的岔路──她可以深愛一個人即使那人不那麼愛她；在此同時也被一個她不那麼愛的人所深愛。第二代開始面臨愛情的抉擇而猶豫，產生如林素淨這樣的心態：我不那麼愛他，但我讓他愛，何妨？我安排《梁山伯與祝英台》這生死相許的電影故事穿插其中，讓林素淨不斷敘說、渴望「純粹、唯一」，但她自身根本不純粹也不唯一。
在後續的最終曲，就是現下我們這一代的時空，人們不認識也可以上床、一夜情。在這三部曲明顯不同的愛情關係中，我想傳達的是女性的價值觀、愛情觀在時代變遷下產生改變，但這些都沒有對錯之分，就是時代演化出來女性變異的面貌。
無所不在的白色幽靈
Q：女主角林素淨在家庭與愛情中皆遭遇壓迫關係，從母親阿葉、長兄連機，到中學密友龍鳳群，林素淨在不同程度上面對著他們的壓迫與暴力。而他們似乎又因不同的因素也成為被壓迫者，有著生命的傷痕與苦痛。在這樣的安排背後，是怎麼思考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問題？
A：我這部小說的一個很大特色是我無意塑造「壞人」，大家都是整個時代環境下的身不由己者。廖淑芳老師在探討書中林素淨時，曾對友人說過：「在那樣的時代，人人都是林素淨」，這句話深深打中我的心。終戰後的庶民深陷貧困當中，像林素淨這樣平凡的家庭，他們的貧窮是命定的，所以藉著讀書企圖擺脫貧窮世襲的宿命，是終戰後第二代非常普遍的社會性格。在我的書寫中，林素淨的另一個象徵意義是代表台灣；而她的生母、兄長象徵著中國。壓迫者可能也被壓迫；而被害者也可能成為加害者，就像在親情及愛情關係中受盡壓迫的林素淨，也曾在不知情之下告了密，讓別人「不見了」，而成為加害者。
這些生活在白色恐怖之中的人卻渾然不知發生了什麼、為什麼發生？而我也讓原因從水底下浮現到水面上，在當時的時代氛圍中，人人其實都是身不由己。
壓迫者並非絕對的壞人，他們也有情有可原的理由，理所當然成為那個樣子──這要從二二八事件說起，白色恐怖統治之下，當權者將所有能量握於手中，包括教育、媒體等等，也導致戰後嬰兒潮的第二代從小被教導著「囝仔人有耳無嘴」，他們沒有二二八事件的記憶，生活是去歷史脈絡化的，也因此更容易接受國民政府的黨國教育。
Q：小說所描寫的國家暴力，並非直面暴力的本質，如刑求的嚴刑拷打，或者是清鄉逮捕的連坐罰。而是身邊平凡的普通人，不分省籍和階級的，就這樣一個一個消失，但整個家庭、學校、村莊、社會，卻沒有任何異樣的接受了「消失」的情形。以如此的方式來處理白色恐怖時代的歷史，是如何思考這問題的？
A：事實上，我在書裡不斷提到的「鬼」那就是警備總部，在那個年代軍警、特務控制著整個國家和角落，來無影去無蹤，使人們噤若寒蟬，遵從著「閉嘴哲學」，沒有人敢談，只要說出口就有可能被消失。
像敏郎這樣的流氓也恐懼著國家暴力，在林素淨的視角裡以一兩句話就「不見了」，而他的消失在鄉里間並不會引起關注，因為那樣的社會環境沒有人敢討論。另外像是憲兵劉國忠協助國家進行「消失」，卻也導致自己「不見了」，只因為他的死因攸關政府不能說的事──這都是國家暴力的一環。
我不是要談某個人被補、被嚴刑酷打的暴力，我要處理的是這種鬼魅般的感覺，我想呈現的是人們心中對於「被消失」的恐懼，這和我們莫名其妙害怕鬼是一樣的，鬼到底在哪？我們只知道祂隨時有可能出現，好比那個年代的警備總部。
Q：「逆」一個字，可說完整的敘述了林素淨的一生，甚而是林素淨的核心價值，她是一個與他人「逆其道而行者」。以這樣的一個角色做為貫穿小說的主角，是否有想表現的價值與意涵？
A：林素淨代表台灣，她在逃離屏東一路往北的過程中不見得幸福，卻開始面對自我、追尋自己的歷史身世，我認為從他鄉變故鄉的過程必先「認同」，人們得找到自我之後才能談「族群融合」，彼此間也才會有和解的空間。
因此我在《逆》的背後是想傳達：人，如果對生命沒有質疑，沒有逆其道而行的精神和勇氣，哪裡能走到自由民主人權的未來？我想談的就是自由、民主以及人權。我從不相信「天賦人權」，人不可能一生下來就擁有自由和民主，而是國家應該給予人民這些，因此若當權者獨裁，人民是可以反抗的。
我相信人具有強大的伸縮性，我們能夠擠上沙丁魚罐頭般的公車裡內，也能在空蕩蕩的車廂中尋找一定要旁邊沒有人的座位，這也是人之所以為人最悲哀的一點──我們可以在極權壓迫下生存、適應，人們其實可以習慣於被奴隸和壓榨。我們真的需要保持「逆」的精神，無論是否為反對而反對、是不是沒有自己的中心思想，但碰到事情時我們並不願當「順民」，人要有質疑的精神和叛逆的行為，才能往民主自由這條路邁進，這就是我這本書《逆》背後的精神。
《逆：叛之三部曲二部曲》，林剪雲，九歌出版
林剪雲的《逆》為「叛之三部曲」台灣歷史小說的第二部，延續首部曲《忤》，描寫林柏仲與阿葉的女兒林素淨的女性成長故事。因為白色恐怖的陰影，國民政府的黨國教育使人民一方面服膺於國家體制，一方面與家庭形成斷裂以及分歧。林素淨利用求學的方式逃離家庭的悲劇，卻逃不出國家的監控，每段戀情總有愛與不愛的掙扎，每次的「叛逆」似乎都在揭露個人、家庭、國家最為不堪的一面。
採訪撰文｜楊傑銘
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助理教授。
文字整理｜蘇明翊
南十字星文化工作室編輯。
攝影｜Y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