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語與詩語：現當代愛爾蘭英語詩之流變

就地表距離而言，愛爾蘭距離台灣很遠，只比從台北飛到紐約近一點點，但愛爾蘭人寫詩的經驗，卻跟台灣詩人有幾分雷同，原因在於這兩個海島國家在過去幾百年來，由於殖民主權遞嬗、移民遷徙、單一語言受獨尊、美蘇冷戰、戒嚴鎖國等因素，造成文化傳承的斷裂，也影響作家創作的能量與角度。從正面觀之，這些動盪或許提供愛爾蘭文學創作者選取題材的養分，內化各種異文化元素，但究竟這些英國殖民者如何將有千年歷史的蓋爾語（Gaelic）幾乎消滅，使英語終於成為往後世世代代愛爾蘭人的母語？愛爾蘭人在新舊文化衝突中如何自處與自嘲，失去蓋爾語創作能力的詩人，是否能以英語表達同樣的詩/思想？跟英國本地詩人又有什麼差別？不同世代的愛爾蘭詩人，是否從這些苦澀的經驗得到成長，開拓另一種關於文字、文化與生命的想像？

眾所週知，二十世紀以降愛爾蘭出了四位以英語寫作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葉慈（William Butler Yeats, 1923）、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 1925）、貝克特（Samuel Beckett, 1969）及悉尼（Seamus Heaney, 1995），以人口比例而言，堪稱是世界上得獎密度最高的國家，其他著名的愛爾蘭作家還包括喬伊斯（James Joyce）、王爾德（Oscar Wilde）、寫《納尼亞傳奇》的C.S. 路易斯（C.S. Lewis），及以吸血鬼故事著稱的史杜克（Bram Stoker）等。但愛爾蘭作家能以英語創作，卻僅僅不到兩百年的光景。仔細說來，從西元五世紀到十九世紀中期，英語並非愛爾蘭人的母語。都柏林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圖書館典藏的《凱爾經》（Books of Kells）及大量蓋爾語的書稿，就說明歷史上英語是個十足外來的語言。①　之所以如此，乃因十二世紀以降，隨著英格蘭統治的深化、各種威脅利誘的政策及災難，如一八三一年開始推行的免費國民教育及一八四五年的大饑荒，使蓋爾語及相關文化活動被系統性地拔起，「能說英語」成為困難中求生的必要條件。時至今日，即使憲法已將該蓋爾語定為官方語言，成為愛爾蘭人高中畢業以前的必修課，然而根據二〇一六年的調查，只有不到百分之二的當地人自認能夠在日常生活裡使用該語言。②　換句話說，蓋爾語在英語鋪天蓋地的影響下，若非愛爾蘭政府以洪荒之力拚命撐持，早已是「被消失」的語言。

儘管蓋爾語的消亡是不可逆的，但改以英語創作的愛爾蘭詩人並沒有因此被馴化成「英格蘭作家」。許多有志之士嘗試重新定義「愛爾蘭文學」，有的認為應該「去英國化」（De-Anglicization），才能恢復被殖民前的身分與文化認同；有的認為以英語創作的「盎格魯．愛爾蘭文學」（Anglo-Irish Literature）並沒有什麼不好，即使愛爾蘭人失去以蓋爾語寫作的能力，未嘗不能更心胸開放地接受各種不同的傳統。回顧這兩種不同的文化主張，前者很明顯以失敗收場，愛爾蘭從未能「去英國化」；後者則兼呈現愛爾蘭本地特色，但不執著於居爾特風味（Celtic note），或是為復古而復古。以「愛爾蘭英語」（Irish English）創作能仍保有蓋爾語的特色，彰顯獨屬於本地人說話的音樂性，這是標準「國王/女皇英語」（King’s/Queen’s English）所無法企及的。簡言之，有強烈民族自尊心的愛爾蘭人，清楚的知道英語充其量只是「達意」的語言，想要「表情」，且在國際文壇上具有「辨識度」，必須在內涵與本地讀者產生深刻共鳴，但精神上又不失普世性。對於詩人而言，以英語為形式，以蓋爾文化為載體，能開發更多入詩的題材，探索新的韻律與聲音，讓詩成為見證藝術成就的舞台。

為了擺脫優勢的英國文化，以及維持愛爾蘭文學文化的獨特性，二十世紀初期，葉慈等人主導的「愛爾蘭文藝復興」（Irish Literary Revival），嘗試復甦幾近失傳的吟遊詩歌（bardic poetry）、居爾特神話、口述文學傳統、舞蹈、音樂、運動等，這些努力對往後的詩壇撒下文化種子，啟發二十世紀中葉的愛爾蘭的三大傑出英語詩人：奧斯汀．克拉克（Austin Clarke）、路易斯．麥克內斯（Louis MacNeice）以及派屈克．卡范納（Patrick Kavanagh）。克拉克將許多中世紀的居爾特英雄故事（Saga）改寫成英語詩，並力存原有語言的詩體與韻律，增添隱喻的豐富性，以古諷今的詩作收入《朝聖》（Pilgrimage）及《古光》（Ancient Lights）中。麥克內斯也是以詩嚴肅批判當時代的戰爭（如西班牙內戰、希特勒入侵他國），並反對第二世界大戰時愛爾蘭政府是非不明的「中立」態度，代表作如〈兄弟火〉（Brother Fire）、〈花園陽光〉（The Sunlight on the Garden），及寫實長詩〈秋天筆記〉（Autumn Journal）。麥克內斯充滿社會批判性的詩也影響往後的北愛詩人如保羅．墨頓（Paul Muldoon）、麥克．隆立（Michael Longley）與德雷克．馬洪（Derek Mahon）等。被喻為愛爾蘭「國民詩人」的卡范納沿襲葉慈對鄉村的感性描寫，但卻不願像前輩詩人過度美化鄉間，而寫出更撼動人心的歷史詩〈大饑荒〉（The Great Hunger），當中的農人無力反制各種有形與無形的剝削，甚至得不到宗教的撫慰，最後飢腸轆轆的死去。這種直視社會底層現狀的詩作，啟發了繼起的詩人如希尼與伊文．波蘭德（Eavan Boland），把寫詩當成一種社會責任，也讓愛爾蘭英語詩能為普羅大眾發聲，而不只是傷春悲秋的文類。③

這種獨具居爾特文化特色的英語詩，也可見於二十世紀後半葉處理北愛問題的作品裡。當北愛詩人目睹家園長期因族群撕裂、宗教衝突、軍事報復被蹂躪時，反思身分與文化認同，發現作品若不能保有在地的獨特性，即使愛爾蘭人英語流利，口音跟倫敦人一樣標準，還是處於失語的狀態。要擺脫二元式、非敵即友的政治對立模式，詩人需要創造一個超然且有高度的語言情境，讓讀者能跨越當下時空的限制，檢視或是反省歷史上的謬誤，進而自發性的建立個人與傳統的連結。詩人墨頓的〈艾施琳〉（Aisling）、及悉朗．卡森（Ciaran Carson）的〈說「不」的愛爾蘭〉（The Irish for “No”），即融入居爾特神話典故，強力批判英國政府在北愛動亂（The Northern Ireland Troubles）時的軍事鎮壓，諷刺英國政府無視人權與民主價值，將暴力合理化的殖民心態令人不寒而慄。悉尼以北愛沼澤與農人為背景的詩，從挖掘出沼澤底下的神祕物件，見證史前時代的屠殺、對不忠女性的凌辱，讓讀者一開始從獵奇的角度，直視暴力對個人與社群的傷害，針砭造成北愛動亂及族群撕裂的原因。約翰．蒙塔格（John Montague）的長詩〈荒涼的田野〉（The Rough Field）從考古經驗、文學、神話、傳記等角度，檢驗北愛動亂中逐漸崩解的阿爾斯特（Ulster）文化，表達對教會過度推崇清教徒式生活的不滿；揭開農村生活的衰敗，也破除海外讀者對愛爾蘭過度浪漫的想像。

二十世紀末葉以來，愛爾蘭詩壇最常被詬病的就是「厭女症」的傾向。詩人湯瑪斯．金索拉（Thomas Kinsella）在一九八六年所編的「新牛津愛爾蘭詩選」（The New Oxford Book of Irish Verse），該書收錄橫跨將近一千五百年間的詩人，包含居爾特語的詩作，卻沒有一位女性詩人。如果說這本詩選呈現愛爾蘭詩的典律，所收錄的男性詩人固然傑出，如希尼、蒙塔格、馬洪、薛穆斯．丁恩（Seamus Deane）、邁克爾．哈奈特（Michael Hartnett），但同一世代不少創作質量皆豐的女詩人，卻只能望「詩」門興嘆。④　一九九四年出版的《費爾德愛爾蘭創作選》（The Field Day Anthology of Irish Writing），厚達四千頁、三大巨冊，當代詩人及小說家的部份也僅收錄五位女作家。有人認為愛爾蘭女性或許並不熱中或擅長文學創作，但根據女詩人紐奧菈．尼．湯倪爾（Nuala Ní Dhomhnaill）所言，愛爾蘭女性自古最常表達想法的文類是詩，而且數量相當多，遍及宗教與政治題材，但向來不受男性主導的詩壇所重視。波蘭德也認為女性作品是很「不一樣的磁石」（a different magnetic field），但價值被男性主導的文壇刻意低估。為了彌補《費爾德愛爾蘭創作選》的缺憾，二〇〇二年由女性學者主編的第四和第五冊，就收入四十多位女詩人，但湯倪爾認為，若不是選輯篇幅有限，值得被收錄的女詩人應該有兩倍以上。

一九九五年對愛爾蘭當代詩壇是個分水嶺，一方面希尼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讓世人透過他的英語詩，重新了解詩如何昇華族群分裂帶來的苦痛，批判以暴制暴的不智。另一方面，持續三十餘年的北愛動亂雖已趨緩，新世代的愛爾蘭詩人面對全球化的到來，在各種異質文化中碰撞，對區域性的民族主義抱持懷疑的態度，放眼島外的世界。儘管新生代詩人們站在巨人葉慈、希尼等前輩的肩膀上成長，但世紀末的「後希尼時代」也接棒而起。年輕一輩的詩人不再將主題侷限在國族與身分認同上，甚至不願在國際詩壇被貼上「愛爾蘭詩人」標籤，以避免被限縮為區域性詩人，或延續刻板印象（比方善於美化鄉間、擅長寫抒情詩，或擺脫不了葉慈「瘋狂的愛爾蘭傷你入詩」的多愁情緒）。對經濟快速成長的「居爾特之虎」（The Celtic Tiger）時代，已散居在倫敦、巴黎、布拉格、紐約等地的愛爾蘭詩人，更關切的是人與自然環境的關係、文化及種族多元性。晚年的希尼與同期的詩人麥可．哈爾特聶特（Michael Hartnett）也曾表達寫了這麼多跟愛爾蘭有關的詩，仍渴望突破既有的題材與風格，創作出不一樣的英語詩。

這種大幅度的轉向也反映在當代詩學的研究上，學者不再總關注詩人是否寫出「愛爾蘭性」，而是探索美國、東歐、希臘、法國、日本文化及文學，如何跨時代影響愛爾蘭詩人的創作內涵⑤　，以及在後殖民、後現代的情境下，如何跟加勒比海島國、印度、德國、奈及利亞、英國、南亞的英語詩人產生連結。在沒有語言藩籬的情況下，不同國家的詩人如何以接力賽的方式，在全球不同的地點，透過詩作來反思歷史、政治、殖民、環保、性別、城市、鄉間、移民、族群離散、文化失根、人際疏離、現代性、全球化等現象，提供跨區域讀者不同的文字美學想像。⑥

時至今日，「愛爾蘭詩學」能產生巨大影響力，實受惠於英帝國時期留下的語言根基。儘管愛爾蘭人被剝奪了母語，被迫使用鄰國的語言作為日常溝通媒介，但未曾將居爾特文化拋諸腦後，而是利用英語做為國際語言的特性，以跳板的方式將愛爾蘭文學傳佈到更遠的地方，讓更多被迫失語的「他者」，重新找到主體性，結合本地文化與全球化特質，滋養更豐沛甘美的創作果實，甚至發揮比傳統英國詩學更深遠的影響力，這應該是當年仗著武力優勢君臨島國的殖民宗主所始料未及。